晾曬地龍干的現場。威寧縣檢察院供圖

制作地龍干的現場。威寧縣檢察院供圖

對蚯蚓宣告死期，是很容易的事，無論是一只，還是一群。

【資料圖】

用一種叫“地龍儀”的設備捕捉蚯蚓，“一個電瓶，兩根線子，插在地上，蚯蚓馬上爬出來了，看著讓人頭皮發麻。”在有些地方，捉五六斤蚯蚓只需要20分鐘，而一塊充滿電的電瓶能連續工作5個小時。在尚未被“電”過的土地上，一天電兩三百斤也不在話下。

在自然界，蚯蚓生長了數億年。原本，影響它們生長的最重要因素是溫度與降水，現在，人類用科技橫插一腳。

捕捉到的蚯蚓，開肚，沖凈，曬干，然后被賣到中藥材市場。在那里，它被稱為地龍。它是一味被收錄在《中國藥典》的中藥，有“清熱定驚，通絡，平喘，利尿”的功用。

盡管地龍作為中藥材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但野生蚯蚓的捉捕從未像近些年來這般瘋狂。經濟利益的驅使下，成百上千噸蚯蚓從土地里被電出來，人們撿走它們，晾曬成干。

電捕蚯蚓的人說，中國越來越多的心腦血管疾病患者需要它。在保護生態與保護健康同樣備受關注的當下中國，野生蚯蚓被推至輿論焦點。環保組織、地方檢察院開始起訴售賣地龍儀的商家、電蚯蚓的人、收蚯蚓干的老板，破壞生態與土壤；而在另一邊，各地的藥材市場，地龍被高價出售給制藥公司、醫院、藥房，最終進入人的身體。

“機器一響，黃金萬兩”

在北方，夏季并不是一個適合捉蚯蚓的季節。這一點，河南商丘農婦劉玉蓮心知肚明。她接觸“蚯蚓產業”20余年，最近，一個朋友告訴她，“在家滿處跑都找不著蚯蚓”。

這個時候，高溫，少雨，土地常被曬得裂開口子，蚯蚓鉆得更深。即便如此，仍有一些人帶著地龍儀，在田間地頭尋找它們。怕光喜暗的蚯蚓晝伏夜出，這群捉蚯蚓的人便晝伏夜出，帶著燈，提著桶，穿著膠鞋，在夜幕降臨后出現在野外。

有時，他們也“夜伏晝出”，通常在開春之后。滋滋作響的地龍儀，會出現在農田、菜地、公園、干枯的河道，以及山林。不少人第一次見到用如此“現代化”的技術來抓蚯蚓時，駐足圍觀，有人說，站在一旁能感覺到腳被電得麻麻的。

捉蚯蚓的人并不只是出現在河南，在安徽宿州、江蘇徐州，在兩廣地區的山地丘陵、云貴川的山野森林、海南的橡膠地，都有他們的身影。

他們是循著蚯蚓留在地表的糞便，才尋覓到它們的蹤跡的。140余年前，達爾文也曾觀察過蚯蚓排便時的情景，最終寫出《腐殖土與蚯蚓》，并稱頌，“蚯蚓是地球上最有價值的動物，有蚯蚓才有沃土。”

但捉蚯蚓的人找到蚯蚓糞便時，想到的是錢。

根據記者從多家蚯蚓收購商處了解的情況來看，目前，干蚯蚓價格在90-120元/斤，蚯蚓品種、成品質量不同，價格不一。在蚯蚓資源豐富的地區，一個農民靠“地龍儀”一天能夠捉到上百斤濕蚯蚓，最終10斤濕蚯蚓，可以晾曬1斤干蚯蚓。

盡管農民們都知道，蚯蚓的存在有益于土壤，但對很多農村人而言，很少有掙錢的辦法比電蚯蚓來得更快、更輕松。

20多年前，劉玉蓮第一次接觸“蚯蚓產業”時，捕捉是靠鋤頭挖，開肚用刮胡刀片，再晾曬在地板上，蚯蚓干大約20元/公斤。“（濕蚯蚓）才3毛錢1斤，一天刨40斤才掙10幾元。”劉玉蓮說，“那時間（做這行的）少。”

20年來，地龍的價格翻了10倍。2021年，全開廣地龍（一種地龍收購行業術語，根據加工情況，地龍可分為全開、半開、統貨等——記者注）市場價一度漲至275元/公斤。

她告訴記者，她所在的村子，不少村民是最近兩三年才開始接觸“蚯蚓產業”。在她看來，這源于藥材市場上野生地龍的需求與價格不斷走高。地龍儀的出現也使得蚯蚓捕捉更加高效。除此之外，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的出現則也讓更多人接觸到這個“一本萬利”的行業。

劉玉蓮售賣地龍儀，也回收蚯蚓干，她說，她旺季一天能收1000斤蚯蚓干貨。就在前不久，有山東菏澤的人前來實地考察，她向客戶展示了“秒出蚯蚓”的機器，而她收到的貨來自全國各地，包括四川、云南等。

“機器一響，黃金萬兩”“打工打工，兩手空空，不如在家，蚯蚓加工。”那些收蚯蚓的商人，在網絡上打出極具吸引力的口號。他們視“蚯蚓產業”為新的“農村致富路”，稱蚯蚓是“農村土地里的軟黃金”。

河南許昌的年輕人萬泉是2019年春天從網絡上注意到“蚯蚓產業”的，那時1斤蚯蚓干能賣80多元。

那時，捕蚯蚓已有一套相當成熟的產業鏈。此前做生意賠了錢的萬泉對這個“創業項目”有疑慮，直到那年夏天，他到商丘虞城親眼見識了當地發達的“產業鏈”。

萬泉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帶他創業的老板就在虞城，最初收蚯蚓時，騎著“二八式”自行車，如今，開著“大金杯”汽車，在村子里蓋了一棟像模像樣的大別墅，開起了超市。而他們村子圍著蚯蚓掙錢的人“多得要命”。

萬泉花800元從虞城帶回一套設備，開始“創業”。“創業”的起點是城郊一條干枯的河道。如今，萬泉的“蚯蚓加工廠”已經開到了貴州威寧、江蘇徐州，每次外出回老家時，他都會去那條“創業河”看看。

他聽說，在2016年左右，河南漯河剛開始有人做“蚯蚓”的生意時，有農村的老人連買地龍儀的錢也不愿意花，“全部拿鋤頭去挖，把那河壩子都挖塌了。”

裁判文書網上的判例顯示，2020年，在江蘇沛縣，一名年輕男子在家門口測試購買的蚯蚓捕捉機時，觸電身亡，留下年近七旬的父母、30歲出頭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也有媒體報道，2022年，在江蘇如皋，一個70多歲的村民自制地龍儀捕捉蚯蚓時觸電身亡。

盡管如此，在這個圈子里，流傳更多的是關于“致富夢”的故事。

“（想做）這個玩意兒就是得貨多。”萬泉告訴記者，他知道，去年在四川小涼山，有一個老板3個月出了200噸干品。他說，靠蚯蚓發家致富的“不是多，是太多了”。

近10年需求整體上行

沒有資料顯示，誰發明了地龍儀，但在中國，生產與銷售它的商家大有人在。

多年來，用于捕捉蚯蚓的地龍儀經不同廠家的改造，已升級換代數次；市場上出現了用于蚯蚓保鮮的地龍止損液；有廠家生產專門用于剖開蚯蚓的“開肚機”、晾曬蚯蚓的鐵絲網。

一家名為“中山市久馳電器有限公司”的企業在2017年、2018年申請注冊了“地龍儀”“蚯蚓機”的商標，而位于中山市的另一家生產地龍儀的企業，以“地龍儀”為通用名稱為由，請求予以“爭議商標無效宣告”，但最終“爭議商標予以維持”。在“國家知識產權局”的專利檢索系統中，搜索“地龍儀”，有多項相關發明專利，其中最早的一項發明專利申請于2016年5月23日。

實際上，地龍儀或蚯蚓機的出現，遠早于2016年。

據一位廣西玉林的蚯蚓養殖戶回憶，當地在2005年左右開始出現使用車用“水電瓶”電蚯蚓的現象。從事蚯蚓養殖31年的賈立明記得，他注意到“電蚯蚓機器”的出現是在十多年前。

2014年，有媒體報道稱，在海南省瓊海市、安定縣存在用“地龍機”電捕野生蚯蚓售賣的情況，“2012年、2013年最高漲到150元/公斤”。從事蚯蚓研究30余年的中國農業大學生態系教授孫振鈞，也是在2013年左右才注意到電蚯蚓機的出現。

這套設備的生產制造并不復雜。劉玉蓮告訴記者，她自家有生產并銷售電蚯蚓機器、開肚機。

記者通過“企查查”檢索發現，經營范圍中包括“蚯蚓機”的企業在河南有15家，其中13家集中在虞城縣界溝鎮，成立于2019年至2020年兩年間，他們有的同時銷售“蚯蚓開肚機”“鋰電池”，有的還收購中藥材。僅在界溝鎮劉沿村小劉沿，就有6家與“蚯蚓產業”相關的個體工商戶。

那些用電捕捉來的野生蚯蚓，需要先用“地鍋灰”拌勻，再一條一條放入“開肚機”。開肚之后的蚯蚓，得用水沖洗干凈腹內泥沙。而后，將其一條條攤平，晾曬在鐵絲網或竹竿上。“曬干跟那個小魚干是一模一樣的味道。”

在一些大型加工點，會出現10余名被雇來的農婦，同時為蚯蚓開肚的景象。而成千上萬條蚯蚓的開肚與晾曬，是一項耗費時間的工作。一個在農村的姑娘算過，她電了20斤蚯蚓，花了4個小時才擺完。

蚯蚓巨大的腥味時常招來滿院蒼蠅，這并未影響許多農民趨之若鶩。在劉沿村，有的村民將蚯蚓干的收購點設在村委會對面的馬路邊，也有人帶著從焦作趕來考察的客戶在界溝鎮派出所劉沿警務室前的水溝邊測試“地龍儀”。

商丘虞城當地成熟的蚯蚓加工產業，吸引著來自全國各地的、想從土里“掘金”的人。商丘毗鄰亳州，而虞城縣界溝鎮位于兩市交界處，距離亳州市區的直線距離僅20余公里。安徽亳州有“中華藥都”之稱，這里擁有“全球最大的中藥材交易市場”。

一位在安徽亳州從事中藥材批發生意的陳姓老板告訴記者，他收來的地龍“基本上都是野生的”，產地包括廣西、四川、安徽、河南。

這些地龍大多進入制藥企業。“截至2021年，中成藥企業需求量占比57.56%，中藥飲片企業需求量約28.52%，出口、保健品和其他占比約13.92%。”天地云圖中藥大數據平臺首席數據分析師賈海彬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包含地龍這味中藥材的上市中成藥就有40種，在中成藥中，地龍需求排名前三的產品包括，蘇黃止咳膠囊、腦心通膠囊、乳塊消片。

該平臺提供的數據還顯示，地龍需求量排名第一的企業是陜西一家制藥公司，該公司的不少產品集中在心腦血管用藥領域，其中“腦心通膠囊”便是該公司的產品，該公司官網信息顯示：此藥為“心腦血管疾病的基礎用藥”。

6月23日發布的《中國心血管健康與疾病報告2021》顯示，我國每5例死亡病例中就有兩例死于心血管病。報告還顯示，目前，我國心血管患病率處于持續上升階段，推算我國心血管現患病人數為3.3億。在全球范圍內，心血管病都被視為“頭號殺手”。

賈海彬告訴記者，“老齡化加劇，心腦血管用藥需求增長，近10年整體保持（地龍）需求上行。”確切的數據是，地龍的藥用市場需求量從2010年的400噸上漲至2020年的675噸。

“野外捕捉占比約70%”

“（地龍用量）最近逐年在增加。”安徽亳州一家中藥飲片公司的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與10年前相比，地龍的使用量增幅有百分之七八十。而該公司主要生產地龍中藥飲片與地龍配方顆粒，“主要是去到醫院、藥房”。

上述公司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公司主要使用廣地龍，“養殖的基本上沒有”。“因為藥典中規定了，只有那4個品種。”

《中國藥典》2020年版中作為藥材的“地龍”，指的是鉅蚓科動物參環毛蚓、通俗環毛蚓、威廉環毛蚓、櫛盲環毛蚓4種蚯蚓的干燥體。前一種習稱“廣地龍”，后三種習稱“滬地龍”。而人工養殖的蚯蚓，主要是“大平二號”。這是人工選育種，而大平二號蚯蚓目前尚不允許入中藥，因為該品種的蚯蚓并未被列入《中國藥典》中藥材“地龍”的使用范圍。這種被廣泛養殖蚯蚓“90%應該在垂釣行業”。

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生態系教授孫振鈞告訴記者，廣地龍主產于廣東、廣西、海南等地，滬地龍主產于上海、浙江、河南等地。

“因為《中國藥典》里頭都有非常明確的規定。2000年之前，只有1種，就叫廣地龍，學名參環毛蚓，后來（這種地龍）越來越少。”孫振鈞說，“2000年，《中國藥典》又加了三種滬地龍，它比廣地龍的分布稍微寬一點兒。”

10多年來，盡管中藥材市場上的地龍需求量巨大，但廣地龍、滬地龍并未能實現大規模養殖。

“技術上沒突破，因為它野性太強。”孫振鈞說，在海南，他們通過調查廣地龍的資源分布情況，找到了它在海南的主要分布區域，并嘗試將原地環境保護起來，促使廣地龍生態增殖。

在廣西，電捕蚯蚓的人在減少，養殖廣地龍的人在增多。31歲的陸放2020年開始養殖廣地龍，他有7畝地，養著收購來的野生廣地龍，他還在慢慢熟悉它們的生活習性，“需要有經驗”，“細心，天又好的話，（一畝地純利潤）能到1萬元至1.5萬元。”

但陸放告訴記者，如今有不少廣地龍養殖戶，一邊養，一邊也收野生的，“賺快錢。”這種現象在河南虞城同樣存在。一家“地龍養殖專業合作社”負責人告訴記者，她這里“野生的、養殖的（蚯蚓）都有”，她一邊養著“自己培養”的蚯蚓，一邊到各地收蚯蚓干。

“它的繁殖速率沒有辦法跟大平二號相比。”孫振鈞說，“從現代藥用化學的分析來看吧，（二者）差異不大。”

賈立明也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蛋白質含量，有效成分含量等方面，“人工養殖的蚯蚓不比野生蚯蚓差”。

人工養殖大平二號蚯蚓干燥體市場價在60元-80元/公斤，要比野生蚯蚓便宜，但很多廠家不敢使用。“正規廠家（貨源）都非常正規。如果不正規會犯法。”賈立明說。

但從該品種蚯蚓中提取的一種蚓激酶，可用于西藥。一種用于缺血性腦血管疾病的西藥——蚓激酶腸溶膠囊（國藥準字H20044080）便是從人工養殖的赤子愛勝蚯蚓（即“大平二號”蚯蚓）中提取的一組蛋白水解酶。

在賈立明看來，人工養殖的蚯蚓是對野生蚯蚓最大的保護。“因為它也不屬于野生動物，它不破壞生態環境。”

“對蚯蚓的利用遠遠不是目前現有的一些報道所說的那樣，中藥在利用，西藥在利用。保健品、化妝品、食品都在用。”一位長期從事自然保護的專家告訴記者，“通過人工飼養繁殖，是可以起到保護野外蚯蚓的。”“要用發展的問題解決保護的問題。”

但實際上，從中藥材市場上地龍的來源看，“養殖、半養殖（野外捕捉幼體育肥）占比約30%，野外捕捉占比約70%。” 賈海彬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廣地龍的傳統產區廣東、廣西，由于近年來對蚯蚓資源的過度捕捉，“產量在一年年下降，往年一個主產鎮多的時候有上千人抓地龍，現在也只有數十人，收購點也不斷減少。”

賈立明覺得，可以嘗試將人工養殖的“大平二號”蚯蚓，列入《中國藥典》，納入中藥材目錄，打破野生蚯蚓過渡捕撈造成的惡性循環，包括土壤與生態的破壞。孫振鈞也支持將它列入藥典。

“轉移陣地”

多年來，在廣西玉林，電蚯蚓做藥材“是比較普遍的一個現象”，但現在“電的少了”。

廣地龍養殖戶陸放告訴記者，小時候，蚯蚓幾毛錢一斤，村子里有人用茶餅兌水，倒在蚯蚓多的地方，“過一段時間它就會爬上來，就會暈。”

到2005年至2008年間，當地人開始用“水電瓶”電蚯蚓。“瘋狂地電，那時候那些人一年都能創造十萬元、二十萬元的利潤。”陸放說，“一直持持續到2017年左右吧，然后就變少了。”

但市場對于地龍的需求量并未減少，地龍價格還在一路走高，一些人開始“轉移陣地”。

“一些常年收購的加工戶這兩年已跑到四川、云南、貴州去開發新產區，新產區的收購量還是可以。”賈海彬告訴記者，安徽、河南、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區，也成為地龍的新產區。

從近年來地龍產地供應商的數量來看，排名在前10位是貴州、廣東、浙江、云南、湖南、湖北、江西、河北、江蘇、河南。

2021年8月，萬泉將蚯蚓加工廠開到了貴州省畢節市威寧縣雪山鎮。

“因為那邊環境比較好。山地比較多。”萬泉說，他在威寧見過最長的蚯蚓有1米多長。于是，他帶著10臺地龍儀到威寧，將設備免費發放給當地農民，農民到山上捉到野生蚯蚓，再賣給他。他還在當地租下民房，雇工給蚯蚓開肚、清洗、晾曬。

“（威寧）那邊一直都能干到過年呢，不像北方季節性強。”萬泉告訴記者。

在威寧縣，檢察官李愛此前從未見過如此大規模的對野生蚯蚓的掠捕。

李愛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從2021年七八月開始，陸續有河南、安徽、四川等地的地龍收購商帶著地龍儀來威寧，每到一個地方先租老百姓的民房，再把機器發出去。

李愛說，去年11月，有護林員、村民向林業局、公安局等部門反映有“有人在山上打蚯蚓”。威寧縣檢察院幾乎在同一時間了解到這一情況，并決定研究“怎么樣依法來處理這樣的情況”，最終他們決定“拯救蚯蚓”，對這個產業鏈條上的人提起“公益訴訟”。

“大概有七八個鎮有這個情況。”李愛告訴記者，在其中一個鎮，多的時候，有六七個老板收購加工野生蚯蚓。

加工點負責開肚、晾曬的臨時工多是五六十歲的農村婦女，而外出電蚯蚓的人多是留在村子里的四五十歲的人，男女都有，年輕人較少。“也有的人之前在外面打工，聽到老家有這個生意可以做，回來專門搞這個。”李愛說。

從一個外地收購商的發貨記錄上，李愛了解到，該收購商從3月9日到5月31日，從威寧發出1804公斤蚯蚓干品。從一個本地電蚯蚓的農民的收款記錄查到，從3月到6月，“他賣出去的貨價值已經到4萬元左右”。

過去的兩個月，李愛一直為公益訴訟的事奔走山野，但他發現，“拯救蚯蚓”困難重重。

“他們沒有法律意識，覺得那個東西反正地下全都是，打了好像也不會影響什么，反正不是在自家地里打，但賺取的利益是個人的。”李愛說，“我們下去調查過程中，很多老百姓直接說，‘國家沒有法律規定，你們不能禁止我們來搞這個東西’。”

李愛告訴記者，“其實我們國家的法律是有規定的，但是是過于原則性的規定。”

在準備公益訴訟起始階段，他們就翻遍了《野生動物保護法》《環境保護法》《農業法》《土地管理法》等，“沒有找到可以對應（蚯蚓）使用的具體的規定，蚯蚓也不在三有動物名錄。”

他們又邀請公安局、環保局、林業局、農業農村局，開研討會，想聽一聽行政機關的意見。“爭議很大，最終沒有達成共識。”李愛告訴記者，“各個部門都說，這個東西其他地方沒有處理過，是罰款、拘留，還是沒收工具？”

等檢察院進入“調查取證階段”，李愛發現，“調查對象抵觸情緒很大。很多人不愿意配合。”

有時，電蚯蚓的人見到他們，拎著設備就往山上走，根據公益訴訟辦案規則他們也沒辦法采取強制措施。“畢竟他們也是受人指使。”李愛說，有時他們去尋找加工點的收購商，收購商常避而不見，見了還會挨罵，有的甚至連夜將場子搬到其他地方去。

經過兩個月復雜的調查取證，威寧縣檢察院對電擊、收購、加工蚯蚓已立案民事公益訴訟案件6件。但在法律適用、生態環境損害量化上，李愛擔心，無法與法官達成統一意見。此前，全國檢察機關并沒有提起蚯蚓保護方面的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先例。

2020年，有環保組織對廣東省中山市3家電蚯蚓機生產企業提起公益訴訟。廣東省珠海市中級法院一審判決認為，蚯蚓屬在土壤生態系統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野生動物，人類對其進行經濟利用的手段必須在合理范圍之內。榮者光電等三家公司出售電蚯蚓機，使購買者以電擊的方式獵捕蚯蚓，不利于蚯蚓和土壤生態環境的可持續利用。

這個被媒體稱為“電蚯蚓機第一案”的公益訴訟案件最終打到了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而高院駁回3家企業的上訴，并維持了一審判決。

除了沒有檢察機關提起訴訟的先例外，李愛的另一個擔憂是，由于地龍涉及到中藥產業，會不會對司法機關推動蚯蚓保護產生影響。但他還是希望，“人們在利用自然資源的時候，要在利用與保護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一種惡性的循環”

孫振鈞擔憂的，是蚯蚓的減少給土地帶來的影響。

“如果大家都這么弄的話，跟農田的質量就有關系了。農田都沒有蚯蚓了，沒有好的土地怎么能生產糧食出來？”孫振鈞說，其次涉及到生物多樣性的問題。“不僅對這個蚯蚓有影響，對其他的土壤生物，土壤線蟲、土壤螨類，還有蜘蛛等。”

“實際上蚯蚓在生態系統里面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位長期從事自然環保保護的專家告訴記者，“（電蚯蚓）對生態系統也是有破壞的。雖然它們不是受保護的物種，不是珍貴瀕危物種，但是這是一個對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問題。”

此前，不少媒體在報道電蚯蚓現象時，將這種行為描述為“滅絕式捕殺”。

“捕殺地龍，是不是滅絕式的，這個需要進一步探討。”上述自然保護專家表示，在他看來，蚯蚓繁殖力極強，生存范圍又廣，“它不像大熊貓數量是有限的”。“現在還談不上是‘滅絕式捕殺’，農藥、化肥（對蚯蚓）造成的傷害可能在地域范圍上會更廣一些。”

但在這位專家看來，這種（捕殺）是存在問題的。

“土壤出了問題，是整個我們的土地利用方式出了問題。電蚯蚓只是其中問題之一，冰山一角。”那位長期從事自然環境保護的專家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蚯蚓也就是受害者。

孫振鈞也認為，蚯蚓的減少是事實，而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農藥、化肥、除草劑等大量使用，土壤面臨的污染不斷地加劇，使得野生蚯蚓種群降低；其次是中藥對地龍的需求越來越大；再者是地龍儀的出現，使蚯蚓的種群更少了。

“現在是一種惡性的循環。”孫振鈞說。

“我們農業專家早就提倡要休耕，要輪作。”該專家說，“我們對土壤是掠奪式的利用。其實不只是說電蚯蚓這一塊兒，更可怕的是除草劑，使土壤板結。”

而使用野生蚯蚓，會帶來另一個問題：中藥中部分地龍重金屬超標。

根據各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的通告，多年來，在藥品抽檢中，常出現“地龍”抽檢不合格的情況，其中不合格項目包括“重金屬”。

四川食藥監局在2018年的抽檢中發現，四川涪豐藥業有限公司銷往威遠縣界牌鎮衛生院的地龍“雜質、酸不溶性灰分、總灰分、重金屬”不合格。2015年，亳州市國苑中藥材飲片有限公司銷往陽谷縣張秋中心衛生院的一批地龍被檢測發現“不符合規定”，不符合項目也包括重金屬。

“實際上各部門都有保護生活多樣性責任和義務，但我們往往認為保護生物多樣性只是保護主管部門的事，這是片面的。”那位自然保護專家認為，“利用部門要主動承擔起可持續利用和保護資源的責任。中藥部門如果不提前考慮，就是把中藥自己的路堵死了。”

萬泉也聽到了一些關于“禁止電捕蚯蚓”的風聲，但是在許多地方，“大家偷著做的還是挺多的”。

2021年，萬泉在威寧待了一個月，將加工點交給自己的哥哥，自己去了開在江蘇徐州的蚯蚓加工點。今年下半年，萬泉打算去陜西，“因為陜西是去年剛加入的新貨源地”。萬泉的哥哥則在威寧，繼續回收蚯蚓，加工晾曬成干。

他也在做另一手打算：明年準備開蚯蚓養殖場。“如果哪一天國家只要說，蚯蚓都不要再電了，我立馬就收手。”萬泉說，“你不能電，你得想后路啊，因為它本來就是個緊俏產品。”

（文中劉玉蓮、萬泉、陸放均為化名）（記者 李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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