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1日20:30，武漢光谷國際網球中心，羅振宇“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如約而至。
羅胖曾發下大愿望：跨年演講要連辦二十年。今年是第六場，也是倒數第十五場。今年的演講主題是——“長大以后”。
以下是跨年演講精華版全文，與你分享。
第一部分：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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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在我心里憋了半年，跟誰都沒說。因為我一定要把它帶到2020年12月31號的這個晚上，在這里，講給武漢人聽。
你看，這里有一堆糖果，但這不是一堆普通的糖果。過去的很多年里，這堆糖果曾經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很多著名展覽館里。它是一個藝術作品。創造這個作品的人，叫岡薩雷斯。
糖果的重量不多不少，正好是79.4公斤。這是他的愛人生前的體重。在人生最黯淡的時刻，藝術家岡薩雷斯，選擇用一種特殊的方式，來紀念他的愛人。
糖果的周圍，沒有護欄。來參觀的人，可以隨意拿走一些做紀念，吃了也行，帶走也行。
但是，每一天的展覽結束，岡薩雷斯都會給這堆糖果重新稱重，然后補齊被拿走的部分。就這樣日復一日，從不間斷。這堆糖果的重量，始終是79.4公斤。
生命是那么甜蜜，就像糖果。但生命終會流逝，就像糖果總會被人拿走。
但最重要的是不管發生什么，愛他的人，總會讓他一次次重生。
這個故事像極了過去一年間武漢人所經歷的那些美好、流逝和重生，也見證了愛的力量。在這里，向你們，向1500萬武漢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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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這一年，我有一個最大的感慨，三個字：不容易。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能聚在這兒有多么的不容易。可是你們并不知道一個秘密：在此之前，我們為跨年演講準備了一個后手，一個B計劃。
在整個2020年的上半年，我的朋友們都在替我操心，如果到年底，大型場館活動仍然不能開放，你的跨年演講還辦不辦?怎么辦?是不是一個人拿一手機直播就算了?
我從一開始就告訴他們：辦，肯定得辦，而且肯定還是在體育館里辦。哪怕我一個人面對空無一人的體育館講完全場，也要辦。因為今年我們太需要一點確定性了。
我們同事說，為了避免我一個人站在場里太孤獨、太悲壯，可以在現場每個座位上擺一棵金橘樹。
連這些樹的名字都起好了，去年我們不是說了一個詞，叫“躬身入局”嗎?這些金橘樹，就叫“躬身入局橘”。
還好，今天還是有些人能來到這里，不是金橘樹。歡迎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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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有多少個時刻，我們不得不去設想各種各樣的可能性，做各種各樣的思想準備。我們終于感受到了什么叫壓力測試，什么叫留后手，什么叫底線思維。
我們想不到，我們買一只口罩都曾經那么難。
華為想不到，有人會把事情做得那么絕，買一顆芯片都那么難。留學海外的孩子想不到，回一趟家居然那么難。
家長想不到，今年的整整一個學期，孩子去學校上個學居然會那么難。
中國的電影院想不到，開個門會那么難。他們更想不到的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居然還成為了全球第一大票房市場。
日本人想不到，這個夏天會那么難。2020年東京奧運會居然要推遲到2021年，而且可能還叫2020東京奧運會。這是奧運史上的第一次，多么魔幻的一次。
美國人巴菲特想不到，炒個股會那么難，活了89年，遇上了美股10天4次熔斷。
過去這一年，這張見證歷史的清單，我們還可以列很長。
世界從此不一樣了。今年，我們無數次凝視深淵，也無數次被深淵凝視。
我下面這段話，不帶任何情緒，但是今天開場，必須把它擺到桌面上。這是2020年中國人感受到的一重很重要的事實——
這40多年來，他們說全球化好，那我們就改革開放，一步步擁抱全球化。然后，他們說要脫鉤。
他們說要產業升級，我們以世界工廠的姿態承接了那些轉出的產能。然后，他們說我們搶了他們的工作。
他們說中國人不創新，老跟在他們后面學，我們努力了很久，真創新了。然后，他們說我們有威脅，不賣芯片給我們。
這就好比，他們三缺一，叫我去陪他們打麻將，我認認真真打，也就剛和了兩把，他們說他們三個人就要改玩斗地主，又不讓我上桌了。
這到底是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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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其實就四個字，我們拿來作為今年演講的主題：
長大以后。
中國現在有多大?我們以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生產了全世界53%的鋼鐵，57%的水泥，71%的彩電，76%的光伏板，78%的空調，86%的微波爐，88%的手機，90%的電腦。這么大的體量，確實很難讓別人再用40年前的眼光來看我們。
長大以后意味著什么?每個人其實都有體驗。
今天我在光谷，在武漢，說一個我自己的經歷吧。
整整30年前，1990年，父母送我來武漢上大學。就在距離我們演講現場5公里外的華中科技大學，當天晚上，我們一家三口，就住在學校的招待所。
我爸告訴我：“明天你就要正式報到了，你就是大學生了。打明兒起，社會不再把你看成是孩子了。今天，你說錯了一句話，我們可以出面，說一句孩子還小，不懂事。明天，你成了大學生了，你說錯了話，那你就是說錯了，你要自己想辦法去負責。”
當時我同時有兩種感覺，一種是說不清什么理由的豪邁;另一種是很明顯的恐慌。我還是那個我，但是別人對我的期待，對我的態度，一夜之間就完全不同了——原因只是因為長大。
過去我們常說，規模是一切問題的解藥。很多問題把規模做大，自然就解決了。
但是，很多時候，規模也是問題的根源。
長大了，很多問題都是新的，我們要獨自面對。2020年彌漫著一種情緒，就是覺得世界變了，此前的經驗沒用了。
就像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利亞斯·卡內蒂說的：“舊的答案分崩離析，新的答案還沒有著落。”
2020年很多人都熟悉這樣的感受，就好像腳下一路走過來的跳板猛然被抽走，面前卻是波濤萬頃的洶涌大海。
我倒是覺得，答案比我們想象的要多得多。即使有了這樣的2020年，不確定性在增加，但世界的確定性也比我們想象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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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一個投資人叫王益和。我輾轉聽到了他的故事。他籌到了一筆錢，想搞扶貧。方式很簡單，不是直接給農民錢，而是買了20萬棵金絲楠木的樹苗，免費送給四川深山里的農民，讓他們種在房前屋后、山上路邊。
金絲楠木是極其珍貴的木材，但是長得特別慢，需要幾十年后才能成材。所以，過去只有人砍，沒有人種，所以野生的金絲楠木現在非常罕見。
王益和把樹苗免費送給村民，就一個條件，種下去后，短期內不許賣。村民在房前屋后種上這么100棵，幾十年后，怎么也值幾十萬。這就是村民的綠色銀行了。更有意思的是，這幾十年的時間，你該干嘛干嘛，不用為這些樹操心。
聽到這個故事，我的第一反應是震驚的。這個世界上居然就有這種事，只要你肯等，而且不需要你多做什么，那個長期確定性的收益居然就有。
好了，我知道剛才講的金絲楠木已經在你的心里種下了一個問題：咱得琢磨琢磨，是什么類型的事具有這樣的特點?不用操心，時間越久，價值越大。
想來想去，還真有一個地方也是這樣。學校給我帶來的最大的收益——而且時間越長就看得越清楚的那部分收益——是同學。
就像我自己，1990年到1994年，在武漢的華中科技大學新聞系上學。當時一看周圍，一群灰頭土臉的同學，十幾歲的毛孩子，“誰的青春不迷茫”。
但是，畢業之后，將近30年，大家分頭奮斗。突然有一天就發現，我的同學們都成長為了各行各業的中堅力量。大家互相幫忙、守望相助的能力都在提高。
我的同學，他們的成就是他們的奮斗所得，但是我居然就能分享到他們成功帶來的光芒，而且這件事還是確定的。當然我的奮斗對他們來說，也是一樣的。
這個效應就用我們在場的所有人都熟悉的那個詞來命名吧，就叫“時間的朋友效應”。
什么是“時間的朋友”?說白了，就是在時光里，我也在長，你也在長，咱們從一開始結下的那一點點緣分也在長。
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只需要做兩件事：第一，大家分頭努力，各自向好。這說的不就是同學的關系嗎?
第二，我們彼此認同、守望相助。認同一個東西，就是我們都是同一個共同體中的一份子，這說的不就是母校嗎?只要做到這兩點，“時間的朋友效應“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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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朋友效應”隨處都在，它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我們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我們經常低估了我們身邊的人，低估了這個時代人才的密度。
著名的索爾維會議合影，攝于1927年。這張照片里面有愛因斯坦、居里夫人、普朗克、玻爾、薛定諤、海森堡、狄拉克、洛倫茲等等。
真有這樣的時刻啊，這么多頂級的大腦，居然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他們可以在一起開會，一起研究，一起爭論，一起通信，好幸福啊。
其實，開會的時候，他們并不會意識到自己身處在一個人類歷史上怎樣的群體當中。
這才是身處大歷史中的人真實的處境。
你身邊其實充滿了確定性，只不過，現在，你還不知道它的樣子。
還記得三十年前，我在武漢上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從學校騎自行車去磨山植物園。那是一次雨后，我一個人站在竹林里面，第一次聽到萬物生長，也就是竹子拔節的聲音。
我第一次意識到，原來生命生長，是有聲音的。噼噼啪啪，喧鬧得很，我知道，那是長大的聲音。
第二部分：本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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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一年，心里一直在搞一場辯論賽。辯論的主題是：中國經濟未來會好嗎?
我的觀點是，中國未來經濟還會持續增長。我的反方--一個假想的懷疑主義者，說這事兒未必，有點看不清。
我堅信中國未來會好，原因很簡單，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不是有那么一句話嗎?悲觀主義是個騙子，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卻不讓我們參與改變。
我心里那個反方，那個懷疑主義者，開始陳述他的理由：說中國規模大、人口多，可現在中國不也在討論老齡化問題，不也在說人口紅利沒有了嗎?
你怎么知道未來中國還是全球供應鏈的中心呢?你怎么知道中國未來會不會被印度代替呢?
我也很緊張，就請教了戰略專家徐棄郁。徐棄郁老師給我看了一份智庫報告。
這是美國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2020年10月份做給美國人看的報告。這家智庫成立于1981年，在國際貿易和投資問題上是公認的最權威的美國智庫之一。
這份報告指出了一個事實，2008-2018年這10年間，中國制造業份額總體烈火烹油一般地在增長，但確實是有一部分低端制造業在向海外轉移。
那印度接住了這部分轉移的產能嗎?沒有。實際上，同期印度制造業增長的份額連1%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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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為什么呢?我先講一個故事。
有一家很大的中國制造業企業，前幾年，派了一個得力干將前往印度建廠。在他們工廠里，有個印度本地的小伙子干得挺好。
咱們中國廠長趕緊提拔了他。結果出事了，底下人不僅不服管，還經常打罵領導。為什么?
原因咱們中國人可能想不到--種姓制度。這個印度小伙子是低種姓，而他的手下有高種姓，根本指揮不動。
見客戶時，這個小伙子甚至不能進五星級酒店，不能和客戶同桌吃飯，那這工作還怎么開展?公司只好派他去分管一個邊緣部門，但有些印度員工還是意見很大。最終這個小伙子只能黯然離開。
你看，能不能成為全球供應鏈中心，不是簡單的規模大小、人口多少的問題，還有人的組織方式問題。印度的社會組織方式還沒來得及現代化。
徐棄郁老師說，印度要放棄那些傳統真的非常難，它缺乏把自己“嵌入”全球供應鏈的戰略決心，它要在全球供應鏈中取代中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經濟學家何帆老師，今年在他寫作《變量3》的過程中，我去請教了他。
他說，今年他的觀察重點，確實也集中在中國社會內部的組織方式。
何帆老師說一個國家，其實就跟一座橋一樣。橋修得越大，跑的車、過的人就越多。
但問題是，橋越大，橋的內部結構就越重要，橋內部的結構化、組織化水平就決定了它的承載能力。否則，橋的自重都會把它壓垮。更別提跑什么車，過什么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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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國內部結構到底怎樣?中國人是以什么方式組織起來的?我們來看個例子。
聯想的武漢工廠是湖北出口額最大的一家制造工廠。
武漢封城那天，這家工廠也停產了。但是因為電子設備是疫情期間的戰略必需品，所以早在2月底，這家工廠就開始籌備復工復產了。
其中最關鍵的環節就是招工。最多的時候，一天招工的人數超過了一千人。到了3月31號，這家工廠萬人到崗，開動馬力生產。
回頭看這家工廠的故事，有幾點事實令我感到非常驚訝：
第一，電子工廠招的工人，要能認識英文字母，必須得能看懂機器上的英文指示;也必須認識物料的編號，才能避免上錯料;還要有一定的數學能力，因為交接班必須要做數據盤點。
武漢封城期間，居然能招到這么多高素質的工人。廠長齊岳告訴我，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招到如此多符合條件的工人，這是中國制造業多年的本錢、多年的積淀啊。
在全中國，曾經干過電子產品組裝的成熟工大概有上千萬人，僅在湖北一省就有幾十萬。這在其他國家根本不可想象。聯想在海外的工廠都只有千人規模，因為海外的勞動力狀況支撐不起武漢這樣萬人規模的大廠。
第二，在疫情期間啊，招來這么多人，得給工人做核酸檢測。在當時的武漢，這么大規模的核酸檢測是沒問題的。
但聯想在海外的工廠就千難萬難了：找核酸試劑難，找護士難，還得自己協調車和場地，現場遇到問題也不知道怎么解決，發現了發熱的員工更不知道怎么處理……
齊岳廠長跟我感慨，在國外，會感覺一個企業是懸浮于社會的，遇到事只能以個體的方式去解決，缺乏社會支持，寸步難行。
第三，在武漢，社區防疫措施也非常完善。所以社區和工廠構成了一個沒有缺環的防疫鏈條。
而聯想在印度、墨西哥和巴西的工廠，這一套就行不通。員工在工廠里戴著口罩，一出工廠門就把口罩摘了，工廠內部的防疫措施做得再好也白搭。
那現在這家工廠怎么樣了呢?我能告訴你的是，這家一萬多人的工廠，開足馬力生產至今，零感染;4月就實現100%滿產;6月還上了新的生產線。
不止這一家工廠，全武漢都這樣。一季度GDP掉了40%，二季度解封單季打平，三季度強勢轉正，前三季度，武漢的GDP在全國的大城市里，排進了全國前10。
武漢正在從“風暴眼”變成“風向標”。
— 4 —
中國社會的任何一個節點都處在其他節點的層層包裹當中。是一種超強的社會組織能力。
下面，我們就稍微花點時間，一層一層來看這個網絡的樣子。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基層的小網絡。中國城市的每個小區都被編織進了一個叫居委會的網絡里。
我給你介紹一位居委會干部，這是武漢市洪山區東湖風景區街道東湖新城社區的陶久娣。
疫情期間，她手里只有12個人，所在的社區卻有12765個居民。
疫情期間，每天早上一睜眼，這些人吃飯、就醫、因為憋在家里搞出來的心理問題等等，都是陶久娣需要面對的問題。
但陶久娣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她有自己的網絡。12個人忙不過來，社區物業管理公司的39人，就可以調過來。
有72名志愿者也加入了她的網絡。再不夠呢?還有下沉干部。疫情期間，來了42人，都是政府、國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
居委會之外還有更大的社會網絡，基層政府、派出所、周邊商業設施等等。
中國像這樣的居委會有多少個?我查到的最近的數，有109620個。還有和居委會同等功能的村委會，有533073個。
這些居委會和村委會是中國社會最小的組織。疫情期間，全中國每個居委會、村委會都是這樣運作的。
一個居委會，在疫情期間，能承擔起這么大責任，不是因為它有多大的權力，而是因為它是一個在中國社會基層隨時能看得到的節點。資源能匯聚到它那兒，也能分配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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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的朋友，《讀庫》的創始人六哥張立憲，把庫房搬到了江蘇省南通市。他經常跟我說，當地政府給他們的服務太好了。
但是請注意，這個“好”，并不是給錢、給地、給資源，而是利用當地的網絡，幫助他們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可以沒有邊界，但是給資源，那是有邊界的。
2020年6月6號，讀庫新倉庫在南通開業大吉。六哥特別喜歡6這個數字，凡事都得趕個6。
有人開玩笑說，南通開發區的服務這么好，不就是個牌兒嗎?能不能幫個忙，發個話，把讀庫的2號庫改成6號啊?
沒想到，一直跑前跑后的南通開發區社會事業局的唐進華局長一下子就嚴肅了：“我怎么服務都行，但這個園區的產權不是開發區政府，是人家企業的。我得查一下合同，應該是沒有權力干涉人家的標牌管理，可不能胡來。”
六哥當著所有的客人，立即豎大拇指。你看，服務歸服務，邊界歸邊界。這是一個多么具體的例子，這就是當代中國地方政府的樣子。
過去我們總以為，政府是掌握著大量的資源，他們擁有權力，在做資源分配。但其實，從這幾個例子來看，地方政府更像是網絡中的樞紐節點，他們不是在聚積資源分配的權力，而是在培養網絡連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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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說的幾個故事，這些現象說明了什么?
投資家李錄給了我一個啟發，那就是要重新認識中國的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李錄說，中國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其實是“總部式服務”。
“總部式服務”什么意思?你就想，你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想創辦一家企業，中國的地方政府就像一個企業的總部那樣，為你提供土地、修橋造路、六通一平，組織勞動力，優化稅收制度，甚至購買你公司生產出的第一批產品。
而你需要做的呢?就是把你擅長的活兒干好，把業務做大，給當地多解決就業，多貢獻稅收。在中國做企業，沒有一家是從零開始的，咱們都是在享受這個網絡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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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們開頭提的問題，中國的優勢到底在哪里?過去我們提到中國的優勢，只是一個空泛的概念：比如說規模大。
站在中國外部看中國，很容易把中國理解成一個龐大的科層制管理體系，就像一張巨大的樹狀圖。科長被處長管著，處長被局長管著，局長被部長管著。
但生活在中國，我們知道真實的情況不是這樣的。中國是一張被組織起來的網絡。這張網絡規模龐大、層次豐富、密密匝匝，既有強度，又有彈性。這是我們這代中國人信心和底氣的由來。
更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張對外開放的網絡。我們是全球網絡的樞紐。每年接入到咱們這個樞紐的，是10億噸鐵礦石、5億噸原油、3億噸煤。
而中國2019年向世界輸出價值14500億美元的機電產品、7300億美元的高新技術產品、1200億美元的服裝、540億美元的家具、530多億美元的鋼材。
長大以后，中國擁有的不僅僅是龐大的規模，而且是一個超大規模的網絡。
我們中國人是這么想的：我干的事，我走的路，我要和很多人在一起，我要和伙伴在一起，我要和鄰居在一起，我要和世界在一起。中國人跟全球所有人一樣，希望經濟發展，希望安居樂業。
如果你覺得網絡這個詞還有點過于新潮的話，我們其實還有一句老話，2500年來，我們一直都相信這個四個字：吾道不孤。
第三部分：個人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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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有一個感受，其實越來越多的人看好國家的未來，但與此同時也有很多人對個人的未來感到擔心。
原因有很多了，2020年個人遇到了很具體的挫折，技術變遷對自己生活方式的威脅等等。
今年流行一句特別扎心的話，叫“困在系統里”。
假設你是一個送外賣的小哥。表面看，你騎著自己心愛的小摩托，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有一個很有古典美感的稱呼，叫“騎手”。
曾經有這么一個外賣平臺的招聘廣告，說：“假如你不自由，就來送外賣。騎車在春天的風中，很暖和。”
但實際上，外賣小哥都知道，你能接到什么單，到哪取餐，取什么餐，送到哪，怎么走，都是系統告訴你。膽敢超時一分鐘，會面對什么處罰，系統會告訴你。
而且，處罰不只是你一個人來承當，而是整個團隊來承受。你會在何種程度上拖累別人，系統也會告訴你。假如你輕松完成任務，系統會知道，給你的時間，給多了。系統就會自動優化，以后再派單的時候把這個時間扣出來。
2016年，中國外賣小哥三公里送餐平均時限1小時。到2017年，這個時間變成了45分鐘。2018年，38分鐘。這就是系統和你的真實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