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新冠元年。我的心頭萌生出一個想法，在2020年—2021年，日漸清晰。那就是，在放棄幻想，明確疫情會成為這一代人的常態后，如果國外探訪成為困難，有沒有可能以中國的邊界，做一次經年累月的長期探訪。這個邊界，包括新疆、內蒙古和云南的腹地，也包括東北朝 鮮族聚居的地方、我的故鄉湛江所處的雷州半島，乃至，或許身處“中心與邊緣”話術的人們淡忘了，像上海、香港這樣的遠東經濟大都會，其實也處在中國的“邊界”。
邊界是多重文化交匯之處，也是時代季風最先吹拂的地方。長期以來，邊界的豐富與碰撞，那種越界又一步之遙的質感，令我深思，也令我決心開啟這樣一個漫長的計劃。它需要長期的閱讀、走訪、寫作，不可能很快完成，但或許，找到這樣一個錨點，能讓我在疫情中動亂不安的內心，能稍微從容一些。
「邊境的褶皺」系列是一個耐心的寫作計劃，歡迎每一位落座的讀者，收錄進這個系列的文字，專注于對邊界的漫游、對于邊界內部褶皺的一次次勘探，并期待著，下一次一見如故的重逢。
2022年，我正在上海居家隔離。我們樓全部陰性，已經被隔離19天，而其他小區因為出現陽性，有的朋友已經被隔離了30天，甚至更久。對于他們來說，這個春天已經失去了。而我身處在遙遙無期的封控中，只能重返書簡，借以安頓困惑無定的內心。
我找到了自己漫游云南的見聞，從昆明到大理。一次是在2020年，當時剛剛在北京經歷租房搬遷、隔離結束。一次是在2021年的夏天，那時候大理和昆明雖受疫情影響，但和封控城市相比，仿佛一個“昨日的世界”。
如今回看，仔細修改當時的旅行見聞，聯想到近兩年不少朋友遷徙到云南，而自己困居封控生活，又有了新的感觸。
當反抗內卷的青年人源源不斷奔赴云南，周游在大理和昆明這樣的城市，他們在疫情時代，尋找的不只是鮮花和蹦迪的自由，也是在無法抵抗大時代下沉的前提下，去到西南，踐行以賽亞·柏林所說的“消極自由”。
消極的自由，不是犬儒主義，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是在明知“房間中的大象”暫時無法更改的情況下，不輕易地臣服、認命，而是保護自己的主體性，珍惜個性、審美、可以說不的能力，在自己的身上，一點點惠存珍貴的品質。消極的自由，是在積極自由無法實踐的情況下，人們的無可奈何之法，但或許，相比于從小就條件優越，可以成為世界公民的人們來說，對于身處時代與家國夾縫中的普通人，消極自由是一種更現實的存續策略。
云南不是歲月靜好的云南，也不是中國的例外狀態。我需要誠實地指出，文章講述的，主要是昆明和大理，這兩座在疫情中相對平靜的城市。但是在云南，還有像瑞麗這樣的邊境城市，兩年來疲憊于一輪輪的封城之中。這座邊城的人口已經流失了一半，它在輿論場的分量卻不及上海百分之一二。
大部分人的安穩，是邊境城市用犧牲換來的守護。有些代價不能被遺忘，否則，我害怕自己的文字成為歲月靜好的濾鏡，因為那不是真相。這或許，也是我在這篇重返云南的文字中，最后想要補充的。
?宗城
我讀中國文學，喜歡汪曾祺的文字，汪曾祺文字的味道跟一座城市很像，那就是昆明。汪曾祺的青春期是在昆明度過的，從十九歲到二十六歲，在昆明，他求學、戀愛、謀生，走遍昆明的大街小巷，領略過西南聯大的神采，聯大諸君把他的胃口養刁了，使他更追求文字上的趣味，講究好玩、有趣、說人話。
生雞活鴨、新鮮水果、彤紅的辣椒，熱熱鬧鬧。他寫昆明，重點寫的著重描繪的不是昆明的歷史大事，而是白貓、軟墊、汽鍋雞、過橋米線、菌子、泡梨、葛根、燜雞，匯總起來，就是一幅昆明的美食地圖。你會看到不同米線的口感差異，也能在他的文字里游蕩金馬碧雞坊、文林街、龍翔街、大觀樓、翠湖、茶館。
1996年，汪曾祺給《昆明貓》畫作寫款識，款識道：“昆明貓不吃魚，只吃豬肝。曾在一家見一小白貓蜷臥墨綠色軟墊上，嬌小可愛。女主人體頎長，斜臥睡榻上，甚美。今猶不忘，距今四十三年矣。”可見他的趣味。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形容汪曾祺的行文，那就是“從容”。畫家王夢白的作品蕭疏淡雅，汪曾祺的文字也有這個特點。如果要我形容昆明的氣質，想到的也是這從容二字。
我第一次去昆明，是在孩童時期，那時父親在西南打工，我們一家人曾在昆明短住，可惜記憶已模糊，具體細節，如今已記不太清。第二次去，是在2020年的七月。
當時，北京疫情剛剛緩解，朋友問我，要不要一起去昆明？他那時計劃在昆明做青年空間，邀請我來昆明轉轉，路費住宿費報銷。我想，這等好事，不去白不去。那陣子在北京待太久，整個人處于要發霉的狀態，我很快就購買了到昆明的機票。
在昆明的第一夜，我們住進城中村。廉價賓館下都是大排檔，一群人圍桌而坐，開綠瓶啤酒，吃大份燒烤，凌晨兩三點，夜市仍有人煙，不遠處就是清一色的商品住宅，冷冷冰冰的立方體，猶如一座座墓碑佇立在茫茫曠野。
我們那晚住70塊一晚的廉價賓館，這里住一個月，包折扣，可以壓縮到一千塊以下。朋友在北京做青旅，遇到過流管辦查隔斷，在昆明的城中村，他笑著問，這里不會查群租房了吧？我們沉入茫茫黑夜，幽藍的夜色中，隔壁情侶的聲音傳入耳中。
水果攤 ?宗城
昆明已經沒多少人戴口罩。新冠疫情在這里淡去，人們恢復到日常的勞動和作息。和昆明相比，北京限制頗多，坐上地鐵和公交車，不戴口罩仍會被警告。北京是首善之地，吸引全國人的目光，出一點閃失，都會被朝陽區的媒體爭相報道。基層管理者生怕出問題，丟了工作，寧可錯殺，也不放過，這就決定了北京的政令層層下移、越來越嚴，上面的人說話，下面的人往往會按更嚴的方向執行，加之高昂的租賃成本和物價，這幾年，北京的青旅生意不好做。
眼見于此，很多北漂選擇南下。疫情期間，我曾經在五道口的朋友，都四散天涯，在南方開始新的生活，云南就是他們的目的地之一。這里有蒼山洱海，也有大理古城，雖說文藝二道販子遍地，讓一些街市充滿了庸俗氣，但比起東部大城市，云南大部分地方仍有樸野、清澈之氣，漫步彩云之南，一個人會由衷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也會意識到，如果人這一生只為金錢和榮譽勞碌，那不過是一種周而復始的平庸生活。
在昆明，我們去了滇池，它是云南的一滴淚，卻養活了幾代人的生計。昆明三面環山，一面向水。滇池，是來來往往的人繞不開的名字。它綿延300余平方公里，是云貴高原最大的淡水湖，也是世世代代昆明人的“母親湖”，眺望滇池，會想起古代的云夢澤，云夢之大，如同望不見盡頭的滄海，煙氣橫溢，霧豹穿梭，據說劉邦的大軍曾在這里迷了路，所以唐代劉禹錫說:“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云夢澤給人的震撼可想而知。
如今，云夢澤消失了，滇池的面積在變小，可它仍然像是一面綠色的巨大鏡子，鑲嵌在云南的地表。如果沿著湖邊走，從起點回到起點，一天一夜都走不到盡頭。
依托滇池，昆明漁業、旅游業乃至房地產業蓬勃發展，人類沒有回報滇池，卻在這里索取很多。土生土長的昆明人說，年少時看到的滇池，比現在看到的更壯觀、更清澈。“夏天，滇池湖畔人山人海，大家在岸邊唱山歌、跳民族舞，在清澈的湖水里游泳、劃船、嬉戲，好不熱鬧。”可是在后來，滇池的水質開始變差。昆明有一首民謠唱道：“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摸蝦做菜，七十年代游泳痛快，八十年代水質變壞，九十年代風光不再。”
隨著城市粗放發展、大量工業項目的開發，滇池水質拉響警報。八九十年代，滇池一度成為“臭湖”，政府投入近500億元治污，滇池的水質才慢慢從劣V類提升為V類，到2018年上升至IV類。
水質恢復了，原住民們又有另一大困擾，就是各大房地產商在滇池附近圈地、囤地，拉高樓市價格。比如位于滇池南岸的晉寧區，匯聚了近10家大牌房企，落地了多個千畝大盤項目，成為地產商眼中的“風水寶地”，以至于“云南新聞網”的記者感嘆:“滇池是昆明人的，還是地產商的？”
關于昆明，最令文人魂牽夢繞的，或許就是滇池和西南聯大遺址。但說實話，滇池再美，也不過是大一點的湖泊，西南聯大再有名，也只是一堆物是人非的石頭。一處風景，最重要的是人，沒有人，風景是無趣的。就像人們懷念西南聯大，不是那些建筑工藝水平有多高，而是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最精英的一批學者，齊聚在昆明的土地上。
“1937年至1946年，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這三所著名高校，為了保存知識火種，南下、西遷，輾轉大半個中國，來到昆明合并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在歷史罕見的偶然中，梅貽琦、蔣夢麟、聞一多、鄭天挺、朱自清、馮友蘭、周培源、錢穆、錢鍾書、潘光旦、江澤涵、湯用彤、吳晗、吳大猷、吳有訓、陳岱孫、陳省身、陳寅恪、張奚若、金岳霖這些學人，來到中國的大后方，即便在最黑暗的歲月，也沒放棄光明的向往。聞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講》中寫道:“我們有力量打破這個黑暗，爭到光明！”
那是一段戰斗機頻頻空襲的歲月，一代學人住在土墻泥地茅草頂的宿舍里，閱讀歷史與文學，學習數理化知識，堅信畢生所學，正在此刻，外寇可奪我土地，但無法摧毀人們重整河山的意志。當人們懷念西南聯大，懷念他們不曾經歷的一代人事，他們所懷念的，是那一代學人的巍巍風骨、兼容并包的思想風貌，而并非西南聯大的建筑本身。
舊時王謝堂前燕，當知識分子沒落了，西南聯大的風骨，也早隨了一代學人的逝去而雨打風吹去。瞻仰一塊石頭，又有什么用？何況，這石頭還不是舊的，不過是七十年代后新建、和西南聯大已經無甚關系的建筑，即便擠出感慨憑吊，也不過換來西風的無言。
過去在天津讀書，朋友來天津玩，說想去梁啟超、曹禺、李叔同故居玩，我都說，你別抱太大期望，沒多大意思。因為大部分人，不是建筑師，感興趣的其實是人，跟那個空房子沒什么關系，本質上，梁啟超住的房子，和同款的其他房子，沒什么區別，它之所以有人看，不過是因為梁啟超住過罷了。這就譬如魯迅上過的茅房，有人也覺得新鮮。
所以，來到昆明，遺址、故居云云，可以一看，但不必期望太多，現在的昆明，和蔡鍔、西南聯大在的昆明，早已經是兩回事。
撈魚河濕地公園 ?宗城
住在昆明的第二天，我去到聶耳歌劇院蹦迪。
聶耳歌劇院在昆明官渡區春城路289號，對面是昆明國際會展中心。抬頭望去，那是一座圓筒狀的高大建筑，大底座、結構對稱、層層階梯，夜晚外墻閃爍著紅藍色的光，像是發光的肯德基全家桶。
早上，這里承辦優雅的藝術活動，晚上，這里是蹦迪者的天堂。不只是聶耳歌劇院，在官渡區海明路、國貿路和春城路連接的片局，是昆明年輕人享樂的圣地。觥籌交錯，酒池肉林，外面一片寂靜，內頭歌舞喧喧。在昆明，這片安靜、邊緣的土地上，卻有這樣一處完全不遜于北京三里屯的娛樂場所。
聶耳歌劇院、雙橋夜市、文林街可能是昆明最有意思的地方，但最初，我并沒有把它們列入行程表，多虧一位本地人的介紹，我才沒有錯過。
那位朋友不是云南本地人，但對云南很熟，我笑稱他是老炮。他這次待在昆明，跟公司的一個項目有關，為了節省租金，同時保證生活品質，他住在云大東陸校區附近、毗鄰云南省雜技團家屬院的一家民宿。
那家民宿在一棟老式公寓的頂層，沒有電梯，只能摸黑上去，但一打開門，綠植、鮮花環繞，空間寬敞，是一處休閑隱居、俯瞰城市風景的好去處。
老炮是個爽快人，不但幫我們搞定住宿，還帶我們夜游昆明。雙橋夜市、文林街酒吧，他都去過，那些昆明的地下奇談、彩云之南的消遣場所，在他口中如數家珍，我們原本疲憊的肉身，很快振奮起來。
雙橋夜市風情街 ?宗城
在美食街，他請我們吃了一頓傣味烤雞，聽說我們晚上要閑逛，他問，你們聽說過官渡區的夜總會嗎？那里非常熱鬧，相當賽博朋克！
我問他，是蹦迪場所嗎？他說是，但和三里屯蹦迪還不太一樣。三里屯的蹦迪，就像北京的節奏一樣快到像吃了搖頭丸，但云南這里不是，云南悠閑得很，人們自在地蹦迪，還有人送花，門口就有賣花的，說是花市里來的，經常有男人買花送給女人。
我打斷他，那為什么說它賽博朋克？他仿佛說到了小說最高潮的部分，露出欲蓋彌彰的眼神，說：“那里的建筑太魔幻了！三里屯，很多酒吧、迪廳，你一看就像蹦迪的對不？但那里不是，那里反差得很！”
老炮釣起了我們的胃口，我們說走就走，決定夜晚去蹦迪。說起來，我上次蹦迪已經是在北京五道口，疫情爆發后，隨著酒吧關門歇業，我也就很久沒去了。
1922年，23歲的海明威在巴黎見證了一席流動的盛宴，爵士樂、飛女郎、高跟鞋、豪華跑車，男男女女像飛蛾一樣舞動，艷麗的女郎開著香檳在舞會上尋情逐愛。
海明威為此說：“假如你有幸年輕時在巴黎生活過，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論去到哪里她都會與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盛宴。”
在昆明，這座外界印象中與巴黎相去甚遠的城市，我卻在這里，在聶耳歌劇院、雙橋夜市風情街、文林街，感受到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筆下的文字相似的活力。
一切充滿生命力，一切又是如此空虛，人們重復昨日，浪費酒精和氧氣，對他們來說，浪費就是這個年紀的正事，他們當然聽說長輩們的教誨，但那又如何，浪費才是他們在20歲，在生命最無處宣泄的時光擁抱生活的方式。
就像《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所描繪的，他們享受當下，把鈔票灑向天空，用一瓶瓶香檳將自己灌醉。每一個喧囂的夜晚，他們都體會著“接漢疑星落，依樓似月懸”，在黑色大道旁，望不盡的浮寄流寓，說不完的一晌貪歡，高跟女郎與時尚男士穿行于笑語、香擯和繁墾中，杜松子酒和烈性酒灑在金色女郎的頭上，雙簧管、長號、薩克斯管、大小提琴、短號、短笛、高低音銅鼓等在紳士耳邊徹夜吹響，四處而來的賓客，不分白天與黑夜。
我至今記憶猶新歌劇院側面的一棟寫字樓。在外面看，和普通的商務辦公場所別無二致，但走進里面，左拐后推開一扇門，我的耳朵突然被強烈的音浪震顫，即便大聲說話，也難以聽清。年輕人蹦迪的地方就藏在這里，性感的藍色燈光下，上千名舞者在足球場面積大小的迪廳里扭動身體。而我，嘴上說蹦迪，身體像一具組裝失敗的木偶，很不協調地搖擺，在羞愧于自己舞蹈的拙劣后，又默默回到角落，在暗處看沸騰的人群。
和五道口、三里屯的蹦迪場所相比，昆明的蹦迪人群，服裝更為多元。有漢族服飾，也有傣族的，人群構成更為復雜，昆明位于南亞與東南亞交接的樞紐，是多民族匯聚的城市。漢族、彝族、回族、哈尼族、景頗族、獨龍族、僳僳族、東巴族、蒙古族、納西族……但在迪廳，不同民族的青年們區別并不大，一樣的旺盛活力，一樣的熱烈起舞，在門口，賣花郎寂寞地站著，等待青年買花。
疫情之下，百業凋敝，昆明也受到影響，不過買花行業依然熱鬧，疫情并未阻止青年人買花、蹦迪、喝酒，在昆明，最紅火的除了永遠人頭攢動的菜市場，就是酒吧、迪廳和花市，它們象征著欲望，也代表著人們對浪漫偶遇的一絲向往，在平淡似水的生活中，他們憧憬自己的小小火光，顯然，酒吧、迪廳和花市是他們的理想場所。
出來時，我看到有女人在路邊破口大罵，她和另一個女人在吵架。保安隔開她們，路人見慣不慣，從她們身邊走過。在路口，又有新的紅男綠女下了車，準備奔赴這流動的盛宴。狂歡之后是空虛，熱鬧是孤獨的底色。我們乘坐滴滴打車離去，凌晨兩點的昆明，窗外吹著舒服的風，夜色溫柔，城市安詳地進入夢鄉。
在昆明，逛書店也是一個樂趣。昆明的書店很多，大隱隱于市，一些書店的選品，不亞于甚至好于北上廣的許多書店，比如文化巷的大象書店，比如這家昆明老街里的東方書店，鬧中取靜，藏有大量與文學、云南史、西南聯大有關的珍貴藏書，大門口是西南聯大專輯，楊瀟今年出版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是門面，如無意外，這本書將是今年非虛構榜單的常客。
進書店，比較有特色的是跟云南有關的書籍，各種地方志、口述史、文學作品、人物傳記等，如果有作家、學者想寫云南，這家書店是一個自習的好地方。
書店選品者對文學也很有熱情和自己的品味，在書架上匆匆一覽，這家的文學選書大多靠譜，更令閱讀者喜歡的，可能是它收藏了很多具有年代感的雜志，包括1980年代的《人民文學》、很多非政府資助的民間文學刊物，以及《新青年》等經典雜志。
東方書店 ?宗城
昆明，這座云南省的省會城市，從南詔古國、大理國到如今，昆明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底蘊，論名氣，它既不如北上廣這樣的東部一線城市，也不如同省內的大理、麗江等旅游勝地。當大理的文藝神話在互聯網冉冉升起，吸引一批又一批厭倦都市生活的人們去度假游玩，昆明這座城市的魅力，卻少了很多文人墨客傳頌。
如今人們想到昆明，最先想到的是滇池、西南聯大、汽鍋雞或者過橋米線，在美食與古跡之外，如今的昆明，其實也有很多小眾但有意思的地方，從園西路到文林街，從大象書店到東方書店，再到一條綿延千米的小吃街、一座夜晚辦起蹦迪派對的歌劇院，昆明不只有歲月靜好，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熱鬧所在。
夏天適合去昆明走一走，不那么熱，也不那么急躁，有城市的市民氣，又少了一分大都市急匆匆把人推著走的緊迫，這里四季如春，傍晚涼風愜愜，走在這里，會感到一些重要的事情，也不那么重要，今天沒有做完，那就明天再做，汪曾祺是生活的行家，他推崇昆明的吃和生活，寫過很多散文記錄。可見，在享受生活的人眼里，昆明是一座值得細細回味的城市。而它的景色，也不必急于逛完，因為它的好就在行走之間，它使人可以慢一步，而無需為這份慢感到慚愧。
在昆明，源源不斷的旅人在此落腳，也會順道去往大理和麗江。那是久負盛名的旅行之地，也是千百年來被一代代旅行作家書寫的地方。先后兩個夏天，機緣巧合我都去了大理，這并不意味著我對大理有某種濾鏡，只不過是純粹經濟上的考量，既然來都來了，昆明到大理火車票也不貴，不如趁機好好游蕩，以免來日單獨去大理多付出一筆高鐵的費用。
我在大理的見聞，后面試圖通過更詳細的文字講述，在這里，我只想略記一二。在我的記憶里，大理不僅與南詔、大理古國有關，也是流浪藝術家、社區建設者的聚集地。千禧年初，一批從北上廣離開的藝術家來到大理，在蒼山洱海邊，過上嬉皮士般的生活。當時，大理的房價、租金都很低，生活成本遠小于一線城市。但早在疫情之前，城市士紳化進程，以及大理經濟結構對于旅游業的過度倚重，已經讓本地人對大理的未來產生隱隱的擔憂。
當我來到大理時，在大理古城不遠處，一批批房地產項目仍舊在陸續推動，疫情沒有耽誤人們對房子的熱情，到處可見施工工地和刺激人們買房欲望的巨幅廣告。在大理，整座城市70%的收入來自于旅游業，伴隨著房地產和消費水平的上升，許多年輕人為了掙錢，早就出去昆明或者更遠的地方打工。
當我坐車環行洱海時，司機看到大片大片無人耕作的荒草地時感嘆道：“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這些地也沒人種了。”
士紳化的現象不獨發生在洱海，在昆明滇池旁邊，放眼望去也處處是封閉的高爾夫球場、氣派奢侈的海景別墅。這些別墅和球場只有特定人群能進入，其他人被高高的護欄拒之門外。
關心大理的人并不迷戀那歲月靜好的烏托邦話語，也不僅僅把大理作為享樂的“大理福尼亞”或者光鮮亮麗的網紅之都。大理的社區實驗、教育項目在如今得到了更多人的關注。
比如在《仿佛若有光:大理訪談錄》中，作者黃菊就深入對談了大理的不同人群。比如在大理種田的遼太郎、許崧做的教育社區、陳鋼&三三在2011年籌建的貓貓果兒幼兒園、研究創意料理的麗萍。
大理更長久的意義，不再是享樂之都、歲月靜好之鄉，而是一片社區的試驗田，一個探索新式教育項目與生活方式的城鄉小共同體。在中國，大理的邊緣和包容為它提供了這種探索的便利，而疫情的常態化，東部沿海城市受困于疫情，日復一日產生的疲憊與幻滅，反而讓中國正在出現一輪新的“游民潮”——對內卷競爭厭倦的青年人，正在奔赴中國的西南地區，而大理，是他們的一個重要據點。
我想，這是探訪大理所必須要指出的，也是我在觀察大理現象，乃至新一輪中國游民潮，所必須直面的議題。作為探索樣本的大理，究竟能為社區更新提供什么啟示？過濾掉美好和唱衰的濾鏡，真實的大理現場，它的內部褶皺又是怎樣的？在未來，我希望重返云南，來回答這些問題。
那個夏天，關于昆明和大理的記憶，如今已經如同琥珀般，惠存在我的記憶深處。記得在昆明，我剛好度過了自己的23歲生日，因疫情久未謀面的好友，給我發來私信。
那時候，我正在讀詹姆斯·C·斯科特的《逃避統治的藝術》，我對好友說:“云南是一個適合流亡者的地方。”好友回答道:“流亡者適合一直在路上。”
大理 ?宗城
/關于作者/ 宗城
廣東湛江人，1997年生人。文字學徒，足球愛好者，做了一個方言味比較濃的播客《席地而坐》。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廣西師大書評獎，入圍深焦影評大賽決賽。作品散見于《單讀》《西湖》《ONE》《作品》《廣州文藝》《端傳媒》《財新周刊》《SIX TONE》等雜志或媒體，籌備出版作品集《至少還有文學》（暫定名），目前正在寫小說和做公共空間觀察。
關鍵詞： 三里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