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父母都不會忘記他們第一次抱起自己孩子的那一刻———從醫院的毯子里露出一張皺巴巴的小臉兒，一個全新的人。我伸出雙手，把我的女兒抱在懷里。我不知所措，幾乎無法思考。
(資料圖)
之后，我到外面徘徊了一會兒，以便母親和嬰兒可以休息一下。那是2月底的新英格蘭，凌晨3點鐘。人行道上結了冰，空氣中細雨綿綿，冷意絲絲。我漫步在雨中，思緒萬千。猛然間，一個想法出現在我的腦海中：等我的女兒達到我這個年齡的時候，將會有近100億人行走在這個地球上。
我一下子停下了腳步，心里想：到那個時候該怎么辦呢？
跟天下的父母一樣，我希望我的孩子長大成人后身心舒暢，生活適意。而此時，我仁立在醫院的停車場上，似乎突然覺得這一切都不太可能了。我在想：這可是100億張嘴啊，如何才能夠喂飽他們呢？200億只腳——鞋子夠穿嗎？100億個軀體——如何為他們提供棲身的住所？這個世界是否足夠大，足夠富裕，讓所有人都能過上幸福的生活？還是說，我把孩子們生在了一個全面崩潰的時代？
在我開始做記者的時候，我浪漫地把自己想象為一個歷史的見證人。我要把自己所處的這個時代的重要事件記錄下來。直到我真正開始工作，才意識到一個明顯的問題：我所認為的重要事件是什么？我的第一篇報道實際上是為一張嚴重的車禍照片配上說明文字，這顯然不是那種重要事件。但是，重要事件的標準是什么？數百年后，什么將會是歷史學家眼中我們今天最有意義的發展呢？
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都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科學與技術的發現”。我想了解各種疾病的治療、計算機能力的崛起、物質和能量奧秘的破解。然而，后來我發覺，重要的與其說是新知識的出現，不如說是新知識帶來的好處。20世紀70年代，當時我在讀高中，在這個世界上，大約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在挨餓——用聯合國喜歡的術語來說是“營養不良”。今天，聯合國給出的數據是，每十個人中有一人“營養不良”。在這40多年中，全球人類的平均壽命提高了11年還多，其中壽命的提高大部分發生在貧困地區。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數億人已經擺脫了貧困，幾乎躋身中產階級的行列。在人類歷史上，這種幸福感的激增以前從未出現過。這是這一代人及其前輩的標志性成就。
富裕并不是均衡的，也不是公平的；數以億計的人并不富裕，還有數以億計的人正在變得更加貧困。盡管如此，在全球范圍內-未來將擁有100億人的全球范圍內——財富的增長是不可否認的。實夕法尼亞州的工廠工人和巴基斯坦的農民可能都處在掙扎和憤怒之中，但按照過去的標準，他們也是富人。
我寫下這段話的時候，世界上大約有73億居民。大多數人口統計學家都認為，2050年左右，世界人口將達到或非常接近100億。大概到了那個時候，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其數量可能會開始趨于穩定——作為一個物種，我們將處于“更替水平”，即平均而言，婦女所生育子女的數量僅夠替代她們和她們的伴侶。經濟學家們說，在任何時候，世界的發展都應該會持續下去，無論多么不平衡，無論多么緩慢。這意味著，當我的女兒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的時候，世界上的100億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將屬于中產階級。工作、住房、汽車、花哨的電子產品、各種消遣享受——這些都是富裕人群所追求的（難道這有什么不應該嗎？）盡管歷史告訴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會找到辦法，但我們很難不為我們的孩子所面臨的艱巨任務感而憂心。那可是幾十億個工作崗位，幾十億個家庭，幾十億輛汽車，無以計數的各種享受的需求啊。
我們能夠提供這些東西嗎？這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完整的問題是：我們能夠提供這些東西而不破壞其他很多東西嗎？
隨著我的孩子們逐漸長大，我利用新聞采訪的機會，與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專家們交流。多年來，我積累了很多與他們的對話成果。在我看來，針對我提出的問題，我得到的回答大致可分為兩大類，每一類都與生活在20世紀的兩位美國人中的一位有關（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這兩人都不是為公眾所熟知的人物，但是，其中一位往往被稱為那個世紀出生的最重要的人，另一位則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文化和知識運動的主要創始人。他們都認識到并試圖解決我的孩子們的后代將面臨的根本問題：如何在下一個世紀生存下來，同時又不會引發令人痛苦的全球災難。
這兩個人幾乎互不相識——據我所知，他們只見過一次面；他們也并不關心彼此的工作。但這并不影響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創建基本的知識藍圖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今天，世界各地的機構都利用這些知識藍圖來理解我們的環境困境。遺憾的是，他們的藍圖是相互矛盾的，因為他們對生存問題的答案截然不同。
這兩人分別是威廉·沃格特（William Vogt）和諾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
沃格特出生于1902年，他為現代環境保護運動制定了基本理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創立了一種理念，這種理念被漢普郡學院（Hampshire College）人口學家貝西·哈特曼（Betsy Hartmann）稱為“世界末日環境論”（apocalyptic environmentalism），意思是，除非人類大幅減少消費，否則，不斷增長的人口數量以及由此產生的消費需求將壓垮地球的生態系統。沃格特在其暢銷書和有影響力的演講中指出：富裕不是我們最大的成就，而是我們最大的問題。他說，我們的繁榮是暫時的，因為這種繁榮的基礎，是我們向地球索取的，而且已經超出了地球所能給予的。如果我們繼續以這種方式發展下去，不可避免的結果將是全球范圍的毀滅，也許包括我們人類的滅絕。削減！削減！這是他的口頭禪。不這樣的話，大家都會輸掉！
在沃格特出生12年后，洛格出生了。他所代表的理念被稱為"技術樂觀主義"(techno-optimism)或"豐饒主義"(comucopianism),根據這種觀念,理性應用科學技術可以幫助我們走出生態困境。博洛格踐行了這一觀念,他是20世紀60年代進行"綠色革命"探索運動的關鍵人物;這場革命將高產的作物品種與農業技術相結合,在世界范圍提高了糧食產量,讓數千萬人不至于死于饑餓。對于博洛格來說,富裕不是問題,而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人類只有變得更富有、更聰明、知識更淵博,才能創造出能擺脫我們所面臨的環境困境的科學。創新!創新!這是博洛格的口號。只有采用這種方式,大家才能夠勝出！
無論是博洛格,還是沃格特,他們都認為自己是直面地球危機的環保主義者。他們的光芒都蓋過了合作者的重要貢獻。他們的相似之處也就僅限于此了。在博洛格看來,人類的聰明才智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舉個例子,他認為,通過使用綠色革命的先進方法來提高每英畝川的糧食產量,農民就不必耕種那么多英畝的土地。(研究人員稱之為博洛格假說。)沃格特的觀點正好相反。他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削減。正如他的追隨者們所說,人類不應該種植更多的谷物來生產更多的肉類,而應該"攝入食物鏈低端的食物"。如果人們少吃牛肉和豬肉,寶貴的農田就不必用來種植喂養牛和豬所用的飼料。地球生態系統的負擔也將會減輕。
我把這兩種觀點的擁是分別看作巫師派和先知派--巫師派揭開了技術操縱的奧秘，先知派譴責我們疏忽大意的后果。博洛格已經成為巫師派的榜樣，沃格特則從許多方面看都是先知派的創始人。
幾十年間，博洛格和沃格特沿著相同的軌跡前行，但他們很少相互承認。他們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會面以意見分歧而告終。據我所知，在那之后，他們再也沒有說過話。他們之間也從來沒有過書信往來。他們在各自的公開演講中都提到過對方的觀點，但一次都沒有附上對方的名字。沃格特反倒不指名地譴責了那些“受蒙騙”的科學家，聲稱正是這些科學家加劇了我們的問題。而博洛格則嘲笑他的對手們是反對各種新技術的“盧德分子”。
現在，這兩個人都已經過世了，但他們的追隨者們仍在彼此敵對。事實上，巫師派和先知派之間的爭論愈演愈烈。巫師派認為，先知派強調削減，這在思想上是不誠實的，是對窮人的漠不關心，甚至是種族主義者的行徑（因為世界上大多數忍饑挨餓的人都不是白種人）。他們說，追隨沃格特的腳步，就是走上一條倒退的、狹隘的道路，是致使全球陷入貧困的道路。先知派則嘲諷說，巫師派對人類智慧的堅信是不動腦筋、不懂科學的結果，甚至是被貪婪驅使的（因為使發展保持在生態限度之內有損企業利潤）。他們說，追隨博洛格的腳步，充其量只能推遲不可避免的清算日的到來——活動家們將其稱為"生態滅絕"。"隨著兩派之間相互指責行為的升級，有關環境保護的對話越來越像是聾人的對話，兩邊都聽不得對方的任何異議。如果我們不是在討論我們孩子的命運，那么誰對誰錯，也許還無關緊要。
巫師派和先知派與其說是兩個理想的類別，不如說是一個連續統一體的兩端。理論上，他們應該在中間相遇。人們可以在這里縮減一點沃格特的觀點，在那里擴展一點博洛的風格，如此這般。有些人認為，就應該這樣做。但是，與其討論這樣分類是否完美（并不完美），不如討論它是否有用。環境問題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其解決方案（或一般認定的解決方案）由這兩種方法中的一種或另一種所主導。如果一個政府說服其公民花費巨額資金，采用先知派所提倡的高科技隔熱材料和低用水量的水管改造辦公室、商店和住宅，那么這些公民也會抵制為巫師派新設計的核電站和巨大的海水淡化設施買單。那些支持博洛格并接受高產轉基因小麥和水稻的人也不會追隨沃格特，去放棄牛排和豬肉，改吃對環境影響小的素食漢堡。
而且，船大了就不好掉頭。如果選擇巫師派的路線，轉基因作物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培育和測試出來。同樣，碳封存技術和核電站也無法立即部署。先知派的方法，例如大面積種植樹木，以便從空氣中吸收二氧化碳，或者將世界糧食供應與工業化農業脫鉤，這些同樣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奏效。改換路線并不容易，走哪條路的決定一旦做出，就很難更改了。
最重要的是，沃格特派和博洛格派之間的沖突之所以激烈，是因為那更多是關于價值觀而非事實的沖突。盡管這兩個人很少承認這一點，但他們的主張背后有著道德和精神愿景，也就是對世界以及人類在其中所處地位的認識。也就是說，與經濟學和生物學的討論交織在一起的，還有關于"應當"和"應該"的低語。一般來說，追隨沃格特觀點和博洛格觀點的人比這兩個人自己更明確地表達了這些觀點。而這些觀點從一開始就存在。
先知派認為世界是有限的，而人是受環境制約的。巫師派則認為有無限的可能性，而人類是這個星球上老謀深算的管理者。巫師派認為，增長和發展是我們這個物種的命運和福祉，先知派則將穩定和保護視為我們的未來和目標。巫師派把地球視為一個工具箱，里面的東西可以隨意使用；先知派則認為，自然世界體現了一種不應該被隨意擾亂的總體秩序。
這些愿景之間的沖突不是善與惡之間的沖突，而是關于美好生活的不同理念之間的沖突，是優先考慮個人自由的道德秩序與優先考慮所謂關聯的道德秩序之間的沖突。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的格局充斥著由大企業主導的全球市場，對于博洛格來說，這些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盡管總是需要進行糾正。這一派強調個人的自主性、社會和實體的流動性，以及個人的權利，這種強調引起了共鳴。沃格特有不同的想法。他在1968年去世之前就已經開始相信，西方的消費社會有一些根本性的錯誤。人們需要生活在更小、更穩定的社群里，與土地更親近，同時控制全球市場對資源的瘋狂榨取。消費社會的倡導者所鼓吹的自由和靈活性只是一種幻覺；如果個人生活在類似原子化的孤立環境中，與自然隔絕，與他人隔絕，那么他們的權利就毫無意義。
這些爭論是有歷史淵源的，它們起源于很久以前的爭辯。伏爾泰和盧梭曾經因自然法是不是人類的真正指南而發生爭執。杰斐遜和漢密爾頓就公民的理想人格展開了激烈的辯論。羅伯特·馬爾薩斯（Robert Malthus）嘲笑激進哲學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和尼古拉·德·孔多塞（Nicolas De Condorcet）的主張，即科學可以克服物質世界所設定的限度。達爾文理論的著名捍衛者T.H. 赫胥黎（T.H.Huxley）與牛津主教塞繆爾·威爾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就生物法則是否真正適用于有靈魂的生物而針鋒相對。約翰·繆爾（John Muir）是原始荒野的捍衛者，他與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展開了辯論，平肖是森林管理專家團隊的倡導者。生態學家保羅·埃利希（Paul Ehrlich）和經濟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打賭，想看看聰明才智能否戰勝匱乏。在哲學家兼評論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看來，所有這些斗爭都是兩種類型的技術之間長達數百年抗衡的一部分。"一種是專制的，另一種是民主的。前者以制度體系為中心，非常強大，但本質上是不穩定的；后者以人為中心，力量較弱，但卻是睿智應變且持之以恒的。"以上種種，都至少部分關系到我們這個物種與自然的關系；也就是說，它們都是關于我們這個物種本性的辯論。
同樣，博洛格和沃格特在這場爭論中有自己的立場。他們都認為，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中，只有智人能夠通過科學了解這個世界，并且這種經驗知識可以引導社會走向未來。然而，也正是從這一點上，兩人開始分道揚鑣。其中一人認為，生態研究揭示了我們這個星球無可否認的局限性，也告訴人類應該如何與這些限制共處。另一個人認為，科學可以讓我們知道該如何跨越其他物種無法逾越的障礙。
那么，誰是正確的？是沃格特，還是博洛格？是腳踏實地好，還是冒著不確定的風險生活在夢想中好？是削減，還是生產更多？
選巫師還是選先知？對于我們這個擁擠不堪的世界來說，再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問題了。無論愿不愿意，我們的子孫都得回答這個問題。
本書無意對我們面臨的環境困境做全面的詳細調查。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我都沒有談及，許多問題我也都沒有討論。這些主題太大、太復雜，一本書是寫不下的——就算有那么一本書，恐怕也沒有人想讀。在本書中，我描述的是兩種思維方式，對可能的未來的兩種看法。
本書也無意為明日勾畫藍圖。本書沒有提出任何計劃，也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行動方案。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觀點：在我們這個互聯網時代，吵吵嚷嚷提建議的專家實在太多了。比起指點別人該怎么做，盡我所能將我所看到的、發生在我周圍的事情展示出來，我的心里更有底。
在第一章中，我先從總體概述生物學對物種發展軌跡的看法，也就是說，為什么人們會認為智人真的會有未來。生物學家告訴我們，如果有機會，所有物種都會過度擴張、過度繁殖、過度消費。然后，它們不可避免地會碰壁，遭遇災難性的后果，而且，這種災難性后果通常只會提前到來，絕不會延遲。從這個角度來看，沃格特和博洛格一樣，都被蒙蔽了。在這里，我的問題是：針對這一點，是否有理由相信科學家們錯了？
接下來，我把話題轉向沃格特和博洛格這兩個人本身。關于沃格特，我將描述他如何在從前的郊區長島出生，如何從脊髓灰質炎中死里逃生，如何在秘魯海岸考察時轉向了生態學。我以他那本小冊子《生存之路》（The Road to Survival，1948年）的出版作為他故事第一部分的結尾。《生存之路》是現代第一本表示“我們都在劫難逃”的書。這本書意在基于客觀科學敲響警鐘，但它對我們應該如何生活也有隱含的愿景，是一種道德宣言。沃格特是第一位以現代形式將環境保護主義的主要原則整合在一起的人，可以說，環境保護主義是20 世紀最成功、持久的意識形態。
博洛格的故事也始于他的出生。他出生在艾奧瓦州一個貧窮的農業社區。那個時候，亨利·福特發明了一種拖拉機，這種拖拉機制造成本低，可以廉價銷售，對博洛格來說，這真是個天大的好事，拖拉機可以替代他在農場的勞動，使他得以從他所認為的無休止的苦役中擺脫出來。他也因此得以上大學。此后，他通過勤工儉學，度過了大蕭條時期。一連串的意外經歷促使他投身于最后促成綠色革命運動的研究項目。2007年，在博洛格93歲的時候，《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發表社論稱：“可以說，【博洛格】挽救的生命比歷史上任何人都要多，也許他救了10億人。”
在本書的中間部分，我將引導讀者從沃格特和博洛格的視角、以他們的方式進行思考，審視一下即將到來的四大挑戰——糧食、水、能源、氣候變化。有時，這四大挑戰會使我想起柏拉圖的四要素——土、水、火、氣。土代表農業，也就是我們該如何養活世界上的人。水指飲用水，它與食物一樣至關重要。火代表能源供應。氣代表氣候變化，那是我們渴求能源的副產品，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土：大多數農學家認為，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到2050年，糧食產量就必須增加50%或者更多。不同的研究模型根據不同的假設，給出的預測有所不同，但所有的模型做出的預測都認為，需求增長的原因是人口數量的增加和人類富裕程度的提高。除了少數例外，富裕起來的人都希望消費更多的肉類。為了飼養更多的肉畜，農民需要種植多得多的谷物。巫師派和先知派有著完全不同的方法來處理這些需求。
水：雖然地球表面的大部分地區都被水覆蓋，但只有不到1%的水是可獲取的淡水。而對于水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這一增加是糧食需求不斷增長的必然結果——全球用水量中，近3/4的水被用于農業。許多水資源研究人員相信，到2025年，可能有多達45億人缺水。和在糧食問題上一樣，對于水資源問題，博洛格和沃格特的追隨者也用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應。
火：預測未來世界將會需要多少能源，這取決于一系列的假設：例如，在大約12億沒有電能可用的人口中，未來有多少人將能夠真正用上電，以及將以何種方式提供這些電能（太陽能、核能、天然氣、風能、煤炭）。盡管如此，據我所知，對未來需求進行評估的每一次嘗試的要點都是，人類將需要更多的能源——可能用量相當大。對此應該如何處理，博洛格派和沃格特派有不同的看法。
氣：在這四大要素中，氣候變化是個另類。其他三個要素（糧食、淡水、能源供應）反映了人類的需求，而氣候變化則是滿足這些需求的過程產生的不良后果。前三項是為人類提供福利：餐桌上的食物、水龍頭里的水、家里的暖氣和空調。而解決氣候變化的問題，好處是看不見的，因為那是在避免未來的問題。社會的發展使其成員經歷了痛苦的變化，然而，幸運的是，沒有什么特別值得注意的事情發生。溫度沒有升高太多，海平面大致保持在原來的位置。難怪巫師派和先知派在應該如何實踐上意見不一致！
與其他幾個要素相比，氣候變化還有一個不同之處。世界人口數量日益增長，對糧食、水和能源的需求也會增加，很少會有人對此提出異議。然而，說到氣候變化，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氣候變化并不是真實存在的，或者不是人類活動造成的，或者是變化小到不值得為之煩惱擔憂。人們在這個問題上分歧很大，無論是哪一方，都很容易沖動地說：“好吧，如果他相信這個說法，只能說他屬于另一類，對他說的任何事情都別當回事！”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我將對氣候變化的討論分成兩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請求懷疑論者接受——只是暫時接受——氣候變化是未來的確會出現的問題。這樣，才可以看看持博洛格觀點的人和持沃格特觀點的人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在本書的附錄中，我將說明，一些懷疑論者在哪些方面可能是正確的。
本書提出的問題不是“我們將如何解決這四個挑戰”，而是“沃格特或者博洛格會如何處理這些問題”。在本書的最后部分，我講述了這兩個人的最后歲月，兩個人在生命的最后幾年都很憂郁。在收場白中，我采用開放式、帶有哲理的結尾，將話題拉回為什么有理由相信我們這個物種能夠勝出，甚至會繁榮昌盛的討論。”
《巫師與先知》是關于知識淵博的人如何選擇未來的思考，并不涉及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下會發生什么。這是一本關于未來，但并不做預測的書。
在讀大學的時候，我閱讀過兩部持沃格特觀點的經典著作：生態學家保羅·埃利希的《人口炸彈》（The Population Bomb，1968年）和幾位計算機模型專家寫下的《增長的極限》（The Limits to Growth，1972年）。引人注目的是，《人口炸彈》以一個雷鳴般驚人的斷言開篇：“養活全人類的戰役已經結束。”此后的事情每況愈下。1970年，埃利希告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部門的人：“在未來15年的某個時候，末日將會到來。我所說的‘末日’，是指地球徹底無法養活人類。”而在《增長的極限》這本書里，作者還是給人類留有更多的希望。書中寫道，如果人類徹底改變其行為方式，就可以避免文明的崩潰。否則，研究人員稱，"這個星球將在未來一百年內的某個時候達到增長的極限”。
這兩本書讓我驚恐萬分。我成了沃格特那一派的人，堅信如果我們這個物種還不懸崖勒馬，人類的事業就會崩潰。此后又過了很長時間，我突然意識到，先知派的許多可怕預言并沒有成真。正如《人口炸彈》所預測的那樣，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饑荒。在那個10年里，可怕的饑荒使印度、孟加拉國、柬埔寨、西非和東非遭受了極其嚴重的破壞。但是，饑餓導致的死亡人數遠未達到埃利希所預測的“數億人”。根據英國發展經濟學家斯蒂芬·德弗羅（Stephen Devereux）所做的一項被廣泛接受的統計，在這一時期，饑荒奪走了大約500萬人的生命，其中大多數死亡是由于戰爭，而不是環境枯竭。事實上，與過去相比，發生饑荒的次數非但沒有增加，反而變得越來越少了。到1985年，盡管人們經受了一些難以彌補的可怕損失，但并沒有發生像埃利希聲稱的地球崩潰那樣的事件。1969年，埃利希曾警告說，殺蟲劑會導致致命的心臟病、肝硬化、癌癥等疾病的流行，而事實上，這種情況同樣沒有發生。農民們繼續在田地里噴灑農藥，但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并沒有像他所說的那樣，“到1980年下降為42歲”。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開始從事科學記者的工作。我遇到了許多巫師派的技術專家，漸漸地，我對他們欽佩有加。我成了博洛格派的人，對我之前所接受的災難性前景的觀點嗤之以鼻。我相信，人類的聰明才智曾讓我們渡過難關，將來也會如此。考慮到近來的種種發展，不這么想倒是悲觀得可笑了。
話雖然這么說，但現如今，出于我對自己孩子們未來的擔憂，我仍然要不吝言辭。我撰寫這本書的時候，女兒在讀大學，正走向一個看起來更加擁擠、更加有爭議的未來，一個越來越接近社會、物質和生態極限的未來。
100億富裕的人民！這個數字是史無前例的，困難也是前所未有的。也許，與我之前的悲觀一樣，我現在的樂觀也缺乏事實依據。或許，最終沃格特是對的。
就這樣，我在這兩種觀點之間搖擺不定。在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我相信沃格特是正確的；在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我又選擇了博洛格。而到了星期日，孰是孰非，我茫然無知。
我寫這本書是為了滿足我個人的好奇心，同時也想知道，我是否能夠借此對我的孩子們將要走的道路管窺一斑。
本文整理摘編自《巫師與先知：兩種環保科學觀如何幫助人類應對生態危機》，（美）查爾斯·C·曼恩 著 ；2023.3
《巫師與先知：兩種環保科學觀如何幫助人類應對生態危機》
作者：（美）查爾斯·C·曼恩
出版時間：2023年3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作者簡介】
查爾斯·C·曼恩，美國國家學院科學傳播獎得主，科學記者，《大西洋月刊》、《科學》和《連線》雜志的撰稿人，為《財富》雜志、《紐約時報》、《史密森尼》、《名利場》、《華盛頓郵報》供稿，還為HBO電視臺的連續劇《法律與秩序》撰寫過腳本。
在杰作《1491：前哥倫布時代美洲啟示錄》和《1493：物種大交換開創的世界史》之后，查爾斯·曼恩再次發揮了他的新聞精神，研究了大量的科學數據，采訪了許多專家和學者，包括環境專家、能源專家、農業學家、氣象學家、生物學家等。他實際走訪世界各地，與環保主義者、政治家、農業人員和政府官員進行談判。同時，他還發揮了作家的能力，通過撰寫兩位生態巨匠——先知沃格特和巫師博洛格的生平和貢獻，交織出這個既緊迫又讓各方人爭得面紅耳赤的環境論戰史《巫師與先知》。
【譯者簡介】
欒奇，女，博士，英語語言文學專業，就讀于東北師范大學（學士學位、碩士學位）、德國曼海姆歌德學院（結業）、德國海德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肄業）、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訪學于香港城市大學；曾在東北師范大學、上海對外經貿大學任教，復旦大學出版社編輯、商務印書館英語編輯室主任，兼任上海辭書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辭書學會全國雙語詞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發表論文及文章十余篇、原創文學作品四篇，出版專著一部、譯著三部、專業辭典（副主編、分類副主編）兩部，網絡出版格林童話（改編）120集；現專職從事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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