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醫三院腫瘤內科醫生張煜實名反映腫瘤治療黑幕”一事仍在調查中。

張煜發文表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普外科副主任醫師陸巍給患者做不必要的NGS基因測序、開不合適化療方案藥物，以及推薦無效、昂貴、不合法的NK治療(一種細胞免疫療法)等一系列行為，致使患者花費增加十倍卻更早死亡。

圍繞此次診療過程中的幾大爭議問題，文中已逝患者馬進倉的長女馬榮與醫生陸巍分別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

已經轉移的胃癌晚期該如何求醫？

馬榮也沒想到，去上海新華醫院的就醫進度會這么快。

2020年7月1日下午，馬進倉在妻子、女兒陪伴下，從青海飛抵上海。此前馬榮只告訴他，胃里長了個瘤子，并沒明確說是“惡性腫瘤”，馬進倉對“求醫”的態度很復雜，求生是本能，但他也擔心再次聽到“沒有其他辦法、最好回老家化療”的建議。

馬榮一面勸慰父親，權當去“探親”，因為當時馬進倉姐姐正在新華醫院治療胃癌，另一方面，馬榮讓姑姑家的表哥把馬進倉的病情告訴姑姑的主治醫生陸巍，陸巍聽后，決定讓馬進倉第二天來醫院看診。

7月2日上午8:40左右，馬進倉走進新華醫院，當天馬榮的姑姑(即馬進倉的姐姐)結束化療出院，父親馬進倉入院，就住在姑姑同一張病床上，位于新華醫院骨外科住院樓十層。

馬進倉是一個月前確診胃癌的。幾乎從不去醫院的馬進倉，第一次“住院”就被通知是胃癌晚期，在青海大學附屬醫院的診斷結果顯示“胃惡性腫瘤”，同時有肝部繼發性惡性腫瘤、淋巴繼發性惡性腫瘤、高甘油三酯血癥、鞘膜積液等。因為已經有轉移癌，消化科醫生建議不用做手術了，直接轉到腫瘤科做化療。

馬榮擔心地方醫院條件有限，出現誤診，托關系到北京一家三甲醫院求醫，PET-CT檢查再次印證了之前的診斷。當時正值北京疫情，北京的醫生勸他們“回老家化療吧，在北京治療費用高，何況床位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時候”。

馬進倉聽說化療很痛苦、很難受，因此在回到老家青海省海東市平安區后，并未到醫院接受常規化療，而是在親戚朋友的幫助和推薦下，嘗試了一些民間偏方。他們甚至開車300多公里、花4萬塊買了個“小方”，“結果上當了”。

對于馬家四處求醫的動機，馬榮解釋說，“誰不向往生，就女兒對父親的情感來說，哪怕醫生說雪蓮山上有神醫，作為病患的家屬，我都會去找的。”

就此時，馬榮的表哥找到了新門路。當時，馬榮表哥在他同學推薦下、通過一家網上問診平臺掛了陸巍的特需門診，同樣患有胃癌的姑姑到新華醫院治療幾天后，精神狀態和胃口都出現好轉。

就這樣，在表哥的推薦下，馬榮帶著父親再次踏上求醫之路。

是否該做NGS測序，該怎么做？

從馬進倉入院到接受NGS基因測序，不超過1小時。

7月2日早上8:40左右，馬榮和母親陪同父親到達醫院后，陸巍把馬榮和她表哥叫到一間會議室，馬榮回憶，當時陸巍問她：“是不是其他醫院沒有接收?”馬榮點頭回應。之后陸巍告訴她：你父親的病情挺嚴重，治愈是不可能的，但按照我的方案，活三年沒問題，努努力，把生存期活到五年，或者六年。

這是父親確診以來，馬榮第一次從醫生口中聽到父親還能活多久，起碼有了一絲希望。在會議室里，陸巍囑咐馬榮“等會兒要做個檢查，人已經剛聯系好了”。

隨后，一個自稱“吳經理”的人匆匆趕來，把馬榮叫到樓梯安全出口，站在窗口前拿出POS機，刷走了馬榮18600元。刷卡憑證顯示，時間為7月2日9:29。

馬榮回憶，當時陸巍喊護士給父親抽血，一直沒人管，只有一個實習護士幫忙抽了兩管血，然被后“吳經理”用塑料袋裝走。馬榮不懂為什么要找醫院以外的機構做檢測，還要悄悄交易，表哥告訴馬榮：“當時我媽也是這樣做的。一個星期后出結果。”

“當時我連基因檢測的名字都叫不全。是抽完血后，我去問陸巍醫生，他才告訴我是基因檢測，以便更快找到化療藥，當時沒說要做穿刺，也沒說可以取組織做檢測，我以為只是抽血就能完成。”馬榮接受采訪說。

但陸巍對《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自己告知了患者選擇抽血和組織做檢測兩種方式的利弊。陸巍解釋說，患者來的時候是胃癌肝多發轉移，腹腔多發淋巴結轉移，左鎖骨上有巨大轉移病灶，還吃了一個月麝香，應該是腫瘤沒控制住，腹痛厲害，疼痛6-8級，不能進食，影響睡眠。因此，患者不愿意再做胃鏡活檢，他也不能強制。之所以做NGS測序，是為了避免無效治療。幫患者選擇基因檢測公司的原則，陸巍稱，是報告能讓病人看懂，檢測的基因更多更全，結果可靠，但是價格相對較低。

但張煜在知乎上發表的文章中稱，抽血做的NGS結果幾乎沒有任何參考價值，按照常規應該將患者診斷時使用的胃鏡病理組織切片進行檢測更準確。在接受其他媒體采訪時，張煜還補充說，目前的臨床工作中發現NGS測序對于化療藥物的敏感性極其不準確，只能用來篩選靶向藥物而非化療藥物。同時，NGS的準確度和取材非常相關，尤其是胃癌，采用抽血進行NGS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行為。在NCCN(美國國家綜合癌癥網絡)胃癌臨床實踐指南中，這種“液體活檢”更多的在疾病進展而難以取得腫瘤組織樣本的患者中使用，在CSCO(中國臨床腫瘤協會)2020版胃癌診療指南中，將其列為第3類證據，是最低水平的證據。

北京某三甲醫院腫瘤內科主任醫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目前看來，NGS檢查用在偏晚期病人身上合適一些，當然，不同瘤種也有不一樣的要求。對晚期病人，比如靶向治療，腫瘤復發以后有突變位點，有百分之幾的基因變化，通過檢測，找到針對變化位點的特殊藥物，有時會起到奇效。一般在臨床中使用化療藥物時，我們不完全遵循NGS檢測結果，NGS的參考意義比較小，靶向藥、免疫治療參考NGS多一些。

NGS一般通過組織或抽血來檢測。“但有時候，比如復發以后，拿不到組織，不適合穿刺，那么用抽血的方法替代組織，有一些腫瘤做過相應研究，血和組織的一致性在某些組織中達到70%-80%，在不能取組織的情況下，用血液NGS替代組織也有一定的參考意義。我建議病人，最好穿刺，有組織之后，同時抽血做檢測，這樣準確率高一些。”上述北京某三甲醫院腫瘤內科主任醫師說。

究竟有沒有推薦NK療法？

“有沒有推薦/引導患者采用NK療法”，是此次事件的最大爭議。

陸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對于NK療法，“我和家屬講述的是原理，他們是從別的途徑了解到然后過來咨詢并決定的，我沒有主動介紹，他們咨詢的也肯定不止我一個人，確實不是我推薦的，出于希望能有效延長生命我沒有去制止。”

但馬榮卻回憶說，“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我都記不住NK這兩個字。這是陸巍醫生給我們介紹的。”8月1日早晨，已經回老家上班的馬榮接到陸巍的微信電話，建議給馬進倉“加強一下(治療)”，陸巍在電話里說：“一開始，努努力，加一個NK細胞治療，對他來說，恢復更好，更容易產生效果，特別是他自己免疫力不足、對腫瘤消化比較差的時候。”

在此之前，7月29日晚，馬榮母親在微信上問她，“有一個3萬塊的針，要不要打?”當時馬榮覺得費用太高，沒有答應。

但馬榮堅持表示，第一次聽到“NK細胞治療”，是陸巍說的，因擔心連問兩遍惹醫生不高興，所以錄了音，打算掛斷后再仔細聽聽“什么是NK針”。馬榮記得，當時陸巍在電話很耐心地解釋，“化療是警察，NK針是雇傭軍，腫瘤是小偷，等于警察、雇傭軍一起打小偷。”陸巍還在電話中提到，他的一個病人在打過NK針后，病灶都消失了，“陸巍說NK效果好，但很貴，1針要5萬元，同情我們遠道而來，可以便宜一點，但不要說是他介紹去的。他在電話里說，會把聯系方式、地址發給我表哥。”馬榮說。

掛斷電話后，馬榮收到陸巍發來的一個介紹NK治療的文檔，其中有“上海嘉慷”這個公司的名稱。馬榮當時想，既然醫生都推薦了，就讓父親試一下。陸巍在接受《醫學界》采訪時解釋說，在接收馬進倉和其姐姐之前，他曾接收過另外一名胰腺癌病人，這名病人曾接受過NK治療，在新華醫院進一步接受治療后，腫瘤指標成倍往下降，順利出院，提供NK治療的公司正是“上海嘉慷”，實際控制人叫徐以兵，徐以兵和他在校友聚會時認識。這名胰腺癌患者化療期間，和馬進倉姐弟有過同病房經歷，“他們聊天中得知NK療法，過來詢問我“。陸巍稱，自己告訴馬進倉姐姐兒子原理，并告知這不是標準療法，且比較貴，還只處于試驗階段，還不一定有效。之后馬進倉姐弟知道胰腺癌患者NK治療是免費的，就又讓其幫助溝通，減免費用。

至于陸巍被質疑曾是“上海嘉慷”相關公司的關聯股東的說法，陸巍說，那是讀博士后期間，和徐以兵的公司有過CTC合作研究，“確實有給徐以兵公司先后兩次各轉1萬元，但這是科研合同款，并不是入股，至于為什么我成為了股東，我也不清楚。”

8月3日，馬榮表哥、母親和弟弟一起去了陸醫生建議打NK針的“實驗室”，當天，馬榮母親跟她說，“那個地方看起來像美容院”，當時，NK針實驗室的經理還跟馬榮媽媽介紹說，有錢人來這打針，可以把臉上的皺紋和斑去掉。

8月10日，馬進倉和姐姐一起去打了第一針NK，在馬榮表哥的爭取下，實驗室經理表示“可以買5送1”，馬進倉和姐姐每人3針。此后，馬進倉分別于8月27日和9月18日下午，打了剩余兩次NK針。

9月27日，馬進倉在進行胃鏡檢查時，有醫生感嘆“胃都爛成這個樣子了”，當時陸巍還安慰馬榮“沒有(越來越嚴重)”。到10月份，馬進倉身體狀況越來越差，馬榮忍不住懷疑NK針的療效，再次打電話問陸巍，為什么姑姑和父親打完NK針后沒反應。“陸巍當時就怒了，表示沒說過100%有效果，只有70%有效果，你爸爸可能就是那30%。那次談話不愉快地結束后，陸巍還跟我爸說，你女兒不相信我。”馬榮回憶說。

是否由外科醫生擬定化療方案？

除了第二版化療方案的藥物選擇、劑量備受爭議，外科醫生能否主導內科化療也是此次事件的一個關注點。

去年7月15日，陸巍告訴馬榮，由于馬進倉住院時間太長，自己已經被投訴，并介紹他們去一家名為中大腫瘤醫院的民營醫院，進行第一次化療。根據馬榮提供的資料，當時的化療藥是奧沙李波+氟尿嘧啶。

據馬榮回憶，自去年十月那次“不愉快的通話”后，陸巍態度變得冷淡，同時更換了父親的化療方案。從第五次化療開始，患者的化療方案變成了培美曲塞、安羅替尼、奧沙利鉑、卡培他濱和他莫昔芬聯合用藥，同時，馬進倉在10月3日“靜脈注射化療藥物”的操作醫師一欄仍然寫的是“陸巍”。

對于更換化療用藥的原因，陸巍表示：在采用一線治療方案后，患者前2個周期治療對癥狀控制有效，“也能吃得下睡得著了”。但是血AFP持續升高到1萬多，來的時候可能7000多。所以2-3周期時候和家屬建議要評估一下，“評估顯示肝臟病灶是穩定狀態，其中鎖骨上淋巴結是消失的。但是患者癥狀再次出現。”在和患者商量后，家屬表示患者年輕，決定采用個體化治療方案。而且，患者NGS結果顯示紫杉醇敏感性低，伊立替康毒副反應大，進而推薦了上述的二線藥物，參考了這個疾病的中英文文獻和藥物原理。在這之后，陸巍被派往海南，沒有繼續跟進治療。“事實上家屬也只是部分實施這一方案，他們應該有多處咨詢，后續沒有進行下去。”陸巍說。

但馬榮不認同這一說法，“化療藥我父親吃了很長時間，安羅替尼吃完了還是從外面買的，每個藥到現在都只剩了一兩顆。”馬榮說。

值得指出的是，陸巍并非腫瘤專科醫生，而是普外科醫生。國內一家頂級腫瘤專科醫院腫瘤內科醫生說，國外并不允許這種授權，但在國內，外科醫生做內科治療、外科開展腫瘤化療等現象并不罕見。另有醫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外科醫生不能主導內科治療方案，作為傳統主導腫瘤治療的醫生，外科醫生習慣性手寫一些方案做參考，也是可以理解的，最終內科方案要多學科會診決定。

在馬榮印象中，父親的化療方案好像沒有經過“多學科討論”。馬榮回憶，每次她去陸巍辦公室咨詢父親病情時，陸巍都會讓她等到下班后，或等其他醫生走了以后，要么就是到樓道里說，“我感覺他很避諱我當著其他醫生面問他那些問題。”馬榮說。

是好醫生還是壞醫生？

去年十月底，經歷過NK針和第二版化療方案后的馬進倉，已經瘦到脫相。當時馬進倉總說后脊梁骨疼，馬榮當時不知道這是癌痛，甚至不知道父親早就出現了骨轉移，此前每次向陸巍詢問父親病情進展時，陸巍都說，“可以可以，很好很好”。

馬榮不甘心，請假到上海陪父親，并在11月1日掛了新華醫院腫瘤科一位鄭姓醫生的門診。當時對方看過全部治療記錄后告訴馬榮，他和陸醫生在同一家醫院，不好多說，但“這個治療太荒唐了”。

那之后，馬進倉又進行過一次化療，馬榮當時已經回到青海上班，母親不識字，每次陪同父親看病時都要四處問人打聽。馬榮不忍老兩口折騰，也聽從醫生建議，“趁老人活著接回了老家”。2020年12月24日，馬進倉在家中妻子的懷里離開人世。今年3月，馬進倉姐姐病逝。

兩位老人去世后，2021年4月9日，馬進倉姐姐的大兒子還給陸巍寫了感謝信。信中稱，在整個治療過程中,“陸巍醫生對兩位長輩的治療非常關心”,“經過治療，我舅舅肚子很少疼了，脖子上鼓包也消失了“，“但陸巍醫生認為他病情特殊，化驗結果不理想”，就采取了特殊的藥物方案，對于劑量、副作用、吃藥時間等都進行了告知。信中還稱，“陸巍醫生在治療過程中，從沒有傳言中誘騙我們花高價治療的事，反而處處幫我們節約”。

但就同一天，馬榮在自己的微博上轉發了張煜的最新文章并寫道：“如果這樣就會惡化醫患關系的話，那老百姓真的活該被騙，那這個世界就是強者的。大醫院的醫生料定我們從農村來的，拿他也沒有辦法，所以讓我們砸鍋賣鐵的去打一針三萬的細胞針，一次一次給我們希望，一次一次讓我們失望，直到爸爸不在了。那如果是這樣，以后得病了直接去死吧， 因為到醫院也是死。”此前的4月2日，張煜首度發表了批評陸巍的文章。對于感謝信的事情，馬榮說，“我不知道，不是我寫的。”

“NK治療到底合不合法?打過NK針后真的會像陸巍醫生說的那樣有效嗎?如果不合法、無效，作為大醫院的醫生為什么要對患者說這樣的話?出于對大醫院的信任，我們才從青海大老遠跑到上海治療。我只希望這件事調查清楚，不要冤枉一個好醫生，也不要放過一個壞醫生。”馬榮在接受采訪時說，這是她最后的訴求。(本刊記者/李明子 杜瑋)